1980年的初夏，我才21岁，是铁路上海站刚满师半年的年轻售票员。当得知华师大夜大学中文专业招生，很是兴奋，跃跃欲试。
招生简章规定：报名时要出具单位证明。我到站长室请求开证明时被告知要所属主任同意。我的主任是50余岁无锡人，平时对员工还算不错，可对我要开证明考试一事一口回绝，并要我安心上班。
两天后，我再次恳求主任。他半真半假微笑地对我说：“小孙，我们售票员只要能识站名、会打算盘，小学生水平就可以了，要啥大学生？我只有初中毕业，侬要是大学毕业了，要么我主任位置让给侬做。”又过了两天，趁他夜间值班有时间，我非常诚恳又去找主任谈，他被我缠得没办法，便同意了。
8月下旬，学校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报到时间是9月10日之前，上课时间为每周两个半天及两个晚上，我又一次傻眼了。因为当时我上班时间是俗称的“大三班”，每班12个小时，无法保证按时上课。我只得又去求主任给我调班头。这次主任的脸色很不好看，话也难听：&ldqu文章阅读o;调班不行，票房里年轻人不是侬一个，如果都像你，我这主任哪能当！侬自己看了办。”眼看就要开学了，班里的老师傅有的劝我算了，还是安心上班吧，有的说我好高骛远，有的说铁路售票员的地位也不错，好多人想进来还要开后门呢，读啥大学？我心一横，干脆直接找站长。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站长的办公室门，自报姓名，说明来意。站长不认识我，听了我的诉说，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立马拨通电话说：“陈主任，侬的孙桂建现在在我这里，小青年想读书是好事。再说了，侬当时同意他去考试，现在人家考取了，侬又不支持，这算啥？我现在叫小孙过来，侬跟伊安排好。”当我回到陈主任的办公室，虽然遭到了一顿数落，但他还是给我换成了常日班。
从二年级起，上课时间做了调整，我也换到了常日班退票窗口。我从老北站赶到华师大上课，路上要一个小时，傍晚五点半之前必须出发，往往等账做平时间就来不及，而根据铁路票房制度，当班的账要做清、票款交到账台才能下班。我央求主任同意我关窗后先去上课，放学后再回来结账。主任看到我只能摇头，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这段时间，我常常晚上九点放学后再赶到老北站票房结账，经常搞到半夜，有时实在累了，就在后台的地板上铺几张报纸席地而睡，第二天接着上班。时间长了，隔壁窗口的老大姐看我这么辛苦，经常帮我的忙。
35年过去，陈主任、站长以及票房不少老师傅已经作古了，我的内心却一直是很感激他们对我的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