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多幸福。象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
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
我烦忧啊！”象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象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
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