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大巴山老家，县教育局管事的对我说：县城中学装不下人啦，你去区里吧；区上管事的对我说：区里装不下人啦，你去乡里吧；乡中学校长对我说：这儿装不下语文老师啦，你去教政治吧。
我想抓个石头朝那些人扔过去：咱中文系高材生呢，又不是劳教对象？念着老母亲没人照顾，忍。我把石头装在心里。
那是一所深藏在山峦里的普通农村中学，我的新“家”，安放在校内一幢地主大楼的二楼。草丛中，裹满蜘蛛网的地主楼像个睡死了的黑莽汉，人小心翼翼地走在里面，生怕惊醒了它被吓着。上楼梯时，得用手顶开一块横盖着的木板。一人走路，整个老楼的地板都咚咚叫。危房。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喝闷酒，啜泣声破窗而出，惊飞楼下的蝙蝠，蝙蝠幸灾乐祸呱叫，又串起池塘里的青蛙一起闹。隔壁女教师气要美文网https://冲冲地敲着板墙嚷道：黑灯瞎火的你整啥呢？人家白居易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却弄出个大鬼小鬼闹学堂，告你。
上课头一天，我刚迈进教室，就被门上埋伏的一把扫帚掉下来砸在头上，成语“灰头土脸”好像说的就是这种事。才讲几分钟，我就从孩子们茫然的眸子里看到一句老话：读望天书。被我揪着耳朵站起来的班长启升，望着窗外飞过的麻雀说：听不懂呀，老师。
我也听不懂自己讲的什么。我打小政治课都没考及格过，那时的初中政治课，没有像样的教学大纲，主要讲精神文明，也暂没纳入升学考试。我煞有其事地耗着，孩子们也煞有其事地耗着，一如地主庄园里老樟树和狗尾巴草各自野蛮生长，互不张望。
扛了半个月，我发现几个死娃娃又在鬼头鬼脑嘀咕什么，看见我后哼着山歌散开了，带头大哥就是城里来的插班生斌斌。估计斌斌们下回伺候我的，就不是扫帚而是别的玩意了，或者干脆众人拾柴火焰高，把我丢进池塘里去，和猪儿一起游泳。
救救自己，救救孩子。我说。我得改变教学方式。
我的“教改”是这样的：每节课的末尾，都拨出十五分钟开小灶——讲故事。我读大学时最好的自修课是二战史。我想用自己的拿手戏，拿下这帮企图飞起来吃人的孩子。
第一天，我讲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犹如倒霉蛋虚竹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吸来七十年功夫，活了。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钟，这群长期跟父母蜗居在山凼凼的乡下娃，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们头一回听说大山之外、时光之远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军T34主战坦克、德军梅塞斯密特BF-109战机等新词儿。于是，一场场弥漫着惨烈血腥味的搏杀、巷战，一次次从瓦砾间射出的狙击点杀，一个个咬着敌人喉咙同归于尽的红军战士，以及战后曼斯坦因元帅对战争道义和战役得失的反思……都在群山环抱的这间土疙瘩教室里无声展开，连班上最喜欢给男生递纸条儿的秀芝，都听得张大嘴，似乎要把我讲的东西都吸进去。
我从孩子们兴奋的眼光和我自己的激情讲述里，悟出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一切都可以挣扎，一切都可以重来。
老校长叼着叶子烟杆儿乌云般飘来，他瞅瞅教室里一脸期待的孩子们，想找出隐形的翅膀，又上上下下打量我：小子，上啥手段啦？
我当然再不会挨扫帚的袭击了，还成了学校的“土豪”：隔三差五，孩子们有的塞给我一块煮熟的腊肉，有的揣来几袋裹着泥土的花生，有的提来一瓶苕酒，要求上晚自习。那年隆冬，大雪纷飞，村庄一片银白，冷得连狗儿都不敢露面。银装素裹的群山中，我女朋友披着雪花从另一所中学步行几十里来看我，一见面她就将冻得通红的手伸进我颈子：“快，弄吃的！”斌斌幽灵般出现了，他双手插进军绿色棉袄的袖筒里，腋下夹着一条烧好的狗腿：“给咱师母炖口汤喝吧。啥，哪来的？嘿嘿……”
这当然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离开那所学校的头天晚上，启升带人早早用扫帚将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支蜡光透出窗外，将麦苗都映得通红。含着泪水，我给孩子们讲了最后一课：攻克柏林……
这些年，我和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攻克”生活中的难关，联系少了，但我每每从省城回老家同他们重聚，他们都要让我再讲几个故事，欢闹通宵。他们中，当然没有谁飞起来吃人，且今非昔比——斌斌在重庆读完军校后当了军官，启升成了年轻的文史专家，秀芝在乡下教书经常当模范……
寂静的夏夜，苍穹上日升月落，阴晴更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一场雨，哪怕是一场无法扯破天幕的小雨，它浸湿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更浸湿我们的心田。于是，心田里便会生长出竹子拔节般的青绿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