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家长都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从两三岁上幼儿园，到7岁上入学，基本上整齐划一。我们小时候则不然，同一班级的孩子相差一两岁、两三岁是普遍现象。
为什么入学时年龄相差较大？照现在人们的思路，一定会以为是因为家庭贫困，影响了孩子上学。其实不然，在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是知道的，那个时候上学基本不用花钱，课本由国家免费发放，正式老师挣得是国家的工资，民办老师挣生产队的工分。学校设施也比较简陋，修修补补的由大队负责。那时候不存在贫困生这个概念。
要说花钱，就是家庭宽松点的给孩子买个本、买支铅笔就可以了；一般家庭给孩子准备的是石板、石笔，很便宜，村供应点都有卖的；我们家连石板、石笔都买不起，父亲不知在哪里翻出来一块纤维板，把四边锯齐，和别人的石板一样大，又找了两根粉笔，我就上学了。上了三年级以后，不用纤维板了，就把烟盒纸订一块当本用。铅笔用到实在攥不住了才换根新的。
之所以入学年龄不一，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村家庭孩子们多，大人们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空闲不出像如今的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帮着带小孩，也没有谁家的孩子需要有人接送上下学。都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一茬一茬带起来的。七八岁正是能帮父母做一些事的年龄，先保孩子们平安长大再保读书，是所有家庭顺理成章的选择。
我即是当时的大孩子，大妹小我三岁，小妹小我五岁，从六七岁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常和我一块玩的有街坊的张跃其，张跃其比我大一岁，他家兄妹六个，他行二，和我一样也担负起了带几个弟弟的责任。
我是9岁（虚岁，下同）那年的冬天上的学，我的上学还得感激我家的邻居孙保锁。
孙保锁长我三岁，小名五保，是邻居“对针大伯”的五儿子（“对针大伯”大名孙守先，小名对针，按街坊间我称呼“对针大伯”）。孙姓在我们村并不算多，据说是三国吴主孙权之后，到底只是据说还是有所凭据不得而知。但孙姓祖上比其他人家富裕些，家中子弟多识文断字是事实。对针大伯也是读过书的，家中麻衣相、玉匣记之类的藏书很多。他有六个儿子，个个管教很严，很重视他们的读书。五保从小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样样在行，就是不爱读书，为了上学的事，对针大伯把他从七八岁打到了十一二岁，才算把他打进了学校。
我从小是五保的跟屁虫，五保上了学，有几次也把我带到了学校里。如果说我从小就喜欢上学读书，我自己也觉得心虚，大概还是急于摆脱带两个妹妹的烦劳吧，我几次向父母提出上学的请求，终于在我9岁那年的冬天，我的请求得到了父母的批准。我上学的第二天，我的玩伴张跃其受我影响也在父母的同意下跨入了学校的大门。入学后，我俩被老师安排在耕读班（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
为什么是冬天上得学，我已不记得确切的原因了。现在想来，大概是五保叫我的次数多了，父母看我上学的意愿强烈就同意了，更重要的是冬天农活相对较闲。我上学后，6岁的大妹就担负了带4岁小妹的责任，一直到了小妹上学的年龄，她俩才一块上学。
学校占用的是村外西北角的泰山老母庙。泰山老母庙坐北朝南，三进院落，院内有钟鼓楼、宝刹、大殿等建筑。十几米高的龟驼碑耸立院内，翠柏参天，再加上整座庙宇建在四周石砌高约3米的墩台上，平地凸起，并沿周边筑有厚重的土夯高墙，远望去更显威严壮观和大气。进学校须上坡经过一石砌拱桥，拱桥下面是古代宜安通往我县回舍、温塘的官道。
学校南面是二三百米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南端有一旧戏台。我小时候的四月十八庙会的主场就在这里，唱戏的，杂耍的，买冰糖葫芦、琉璃咯嘣一应物件的，南来北往赶庙会的摩踵擦肩，人声鼎沸。那样情形的盛况也只有在记忆中了。
据村里人说，之所以在村西北垒平台建泰山老母庙，是因为我村四角唯西北低洼，改善风水之故。
泰山老母庙不管什么原因所建，也不管什么朝代所建（不知村考考查出来没有），在我村的村史文化上必有着浓重的一笔。四月十八庙是平山县的两大庙会之一，因泰山老母四月十八诞辰而来；1948年7月6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华北保卫干部培训班”在此创建，校址就在此庙宇内。
再回到上学的话题，第二年开学后，我和张跃其，还有一位不知是谁了，我们三人没有和耕读班的其他孩子一起升入一年级，而是直接升了二年级。是老师看我们读书好，还是看我们年岁大？不记得了。上了二年级，我和前面提到的孙五保成了同班同学，成了年岁较小的，很多人都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上了一段时间后，张跃其和另一位同学又退回到了一年级，我留了下来还当了班长。我在这里读到了小学毕业，升初中那年，里庄公社扩充为四所初中，里庄、红旗（东义羊）、东方红（西义羊）和我村组成东冶初中，还在原址。直到初中二年级时，全公社又将四所初中合并为里庄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