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上海许多老建筑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电视画面上那些老建筑前排起长队，游人络绎不绝；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为了营业需要，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缅怀的往事。今天进出那些老建筑居然要买票，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词的开始竟是粪车！

　　就是这粪车令我惊讶，印象之深，至今念念不忘。我六岁以前，已经在重庆乡下受过两年私塾教育，启蒙就开讲《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那是《古文观止》的第一篇。牙牙学语、结结巴巴地念着之乎也者矣焉哉，读其音而不知其义。囫囵吞了一半，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是来来来，大家都来上学堂之类，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看见同学们摇头晃脑如鲁迅先生描写的放开喉咙人声鼎沸地念我认得的字，颇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还有很多闲书，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我也能听见《战争与和平》中小姐们的裙裾作响；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飘》，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琥珀》的英国小说，非典时期我曾想起它，那里面有十七世纪欧洲闹黑死病的可怕场面；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书里的字虽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纸面凹凸不平，出扎手的稻草秸杆，但一个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没有一丝污秽，字字遗世独立，洁净挺拔。那种字堆砌成的人物，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样也会吃喝拉撒的。而到了上海，听到了这首歌曲，一下子把文学拉到我身边，或说是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粪车居然可以入诗，并且在歌中让人感到那么活泼有趣而且亲切。这首歌的曲调我还能哼得出来。它是这样唱的：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妙不可言！我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后，日本人还不放过大后方，天天有飞机来轰炸，那时叫做躲警报，全家又搬到重庆南岸的乡下。现在，重庆南岸已是一片繁华，尤其在夜晚，灯红酒绿，临江倒影，有小香港之称。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却是典型的村野风光，小学校也没有，所以我才上了私塾。重庆乡下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这个季节在这里，另个季节在那里，变换腾挪，多姿多彩。绿的庄稼菜蔬清新可人，褐色的泥土给人一种扎实的温暖。傍晚和清晨，炊烟四起，皂荚树结的皂荚，重庆人叫它皂角，当肥皂用来洗涤衣裳。那必须在一溪清流旁边，把灰黑色的皂角涂抹在衣裳上，拿根木棒将衣裳翻过来掉过去反复捶打，污垢便随水而去了。秋夜捣衣声，飞度长门城；今夕秦天一雁来，梧桐坠叶捣衣催，古人吟咏的捣衣，便是这种场景。杜甫也有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但那集体的行动声势太浩大，应该是一个女子在一流小溪边捣衣，回荡于两岸之间呼呼的捣衣声，才有孤寂悠远的意境。除了捣衣声，乡间还有的就是鸡鸣了。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是脍炙人口的楹联，更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及鸡鸣戒旦的雄豪。不论风雨如晦或是晴朗无云，在东方破晓之前，报晓鸡总会像现在的闹钟一样定时啼叫起来。报晓鸡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宠物，它就是家庭的发号施令者。不论家贫家富，各家的报晓鸡一律戴着彤红的高冠，披着绚丽斑斓的羽毛昂首阔步，每时每刻巡视它的领地，俨然是一家之主。在没有被《半夜鸡叫》这篇课文污染之前，报晓鸡在我心目中总是神圣庄严的。上小学后，因为路远必须早起，每天清晨都是它们将我从睡梦中唤醒。高亢的鸡鸣或近或远，或长或短，此起彼伏地四处响起。可以想象到它们伸长脖子，高昂着头，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的英姿。我会赖在床上聆听它们的啼声，仿佛是梦的延续。自古以来，捣衣声和报晓鸡便是户与家的象征，是远行游子中的骚人墨客思乡的承载与寄托。听见这种声音，人便会荡气回肠，想蜕变成蛹蜷缩在里面。乡音不止是指人们的口语方言与曲调，还应包括故乡的一切声音才对。有捣衣声，有报晓鸡，有鸣禽及狗吠，有牛们的哞哞，有羊们的咩咩，有微风吹过豆棚瓜架，等等等等。

　　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所有的乡音在耳边全消失了。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缮，一度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充分体会到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的贴切。每天清晨，粪车便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进驻每条弄堂。不只整部车子从轮到顶都咯吱作响，并且还要喊。那也是命令式的，号召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其实，乡间的捣衣声有的还是比较沉闷的，在溪水的潺潺声中流露出捣衣人的哀愁和困顿，闻之令人同情。而倒马桶及刷马桶的声响是一种职业性的操作，竹篾在马桶里的涮刷与拍击，既清脆又响亮，娴熟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加上不论贫富贵贱都要听其指挥，闻之令人肃然起敬。然后，城市才敢于鼓噪，各种噪声好似听见粪车的发令腾空而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这个句子浓缩了市井的一切喧嚣；卖菜卖米是所有市场交易的起点，世界各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为基准。而从皇帝大臣国家首脑到流氓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要吃饭，要吃饭就会拉屎撒尿；有人卖米卖菜就必须有人来处理饭菜转化的排泄物。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更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条件。

　　那时，只有这些老建筑里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卫生间，有抽水马桶和浴缸，上海人叫冲浴盆或汰浴缸，还有司门汀即暖气。若干年后，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参观了他们的城市史展览，才知道这两个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都市典范的城市，在二十世纪前期竟然不比当时的上海进步，或许还稍稍落后一点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市民还养猪，整座城市就像我们今天的城乡结合部；巴黎则是直到二战结束后，卫生间才开始普及，二战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厕的。这有雷马克的《凯旋门》为证，拉维克医生住的是国际饭店，卫生间却要自己掏钱装备。再远些时就更不用说了，着名的凡尔赛宫里压根儿没有厕所。只有国王的起居室旁有个小间，当厕所用。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羽毛便会轻轻飘浮起将国王尊贵的粪便盖住。至于王公贵妇们，可以随意在花园里大小便，所以凡尔赛宫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于人的腰部，到处都可作为人们下半部的屏障。

　　周游了西方列国，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跑到上海，并不完全像我们早先被教导的那样是专门抢夺、专门剥削来的。当然，剥削还是会剥削的，但同时他们也把他们国家当时最文明的东西移植了过来。上海是他们的新天地，虽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毕竟还是乐园。他们在上海搞的东西包括建筑在内，全部是他们国家当时的尖端，在他们本国也算是精品。不会因为这仅仅是块具有不确定的临时性的殖民地而胡乱凑合，弄些假冒伪劣来搞豆腐渣工程。因此，上海才能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我说这句歌词贴切精确，就在于尽管当年上海市一边有高楼大厦，有现在被称为老建筑的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洋房，有电灯电话和有轨电车四处乱跑，外表非常现代化，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型，还需人力粪车来处理粪便，原始的粪车还承担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职能。而各家各户拎回马桶，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油头粉面，香风四溢，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莸，如《左传》中说的，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也。

　　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对不起，得等第二天的头班粪车。亏这位作者想得出来，他一定有不受时空转换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视野，才能找到这种独特的视角，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点。而且，这位可敬的作词家肯定也是刚从农村踏入城市的，农转非不久，不然，他决不会把报晓鸡与粪车联系在一起，比喻如此生动准确。

　　报晓鸡和报晓鸡的替代物粪车，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托和承载。离开上海，再没有听到过粪车的声响了。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移民到黄河岸边务农以后，又能听见久违了的报晓鸡鸣啼。特别是在我中了阳谋被劳改期间，劳改队周围农村的家鸡们不用周扒皮去捣，早于劳改队长的哨声就嘶叫起来，那真是声如裂帛，清厉而严峻。戴帽发配，荒村野屋，晨鸡早啼，霜冻气冽，冷炕孤灯，披被而起，茫然四顾，褴褛萧条，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日，重庆上海，捣衣粪车，如烟岁月，恍同隔世，常常不禁涌起彻骨的凄怆感。

　　现在，粪车绝迹了，老建筑却吃香了，这个世界真像上海人说的会捣浆糊。我到上海再听不见粪车的报晓，每次都怅然若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后第一次回上海时，曾到我家老宅去寻根。本来也应算是老建筑的法式洋房，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学，花园成了水泥操场，建筑物从里到外都灵魂深处闹革命了，不但面目全非，并且显出一股失于维修打理的破败之象，后来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上海朋友曾邀请我去一些老建筑吃饭喝咖啡，有几次我还在里面入住，也是物在情非。建筑虽还是那座建筑，但细节和感觉却不复当年，一踏上化纤地毯就令人扫兴。因为这种老建筑不只外观要给人以某种独特感，内部装修和陈设都要与其配套。每一座建筑物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层次与个性，而化纤地毯马上降低了它的层次，破坏了它的个性。原先在里面居住活动的人，虽不能说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睡在七层床垫上还能感到床板上有颗豌豆，但至少隔着鞋袜能感觉出混纺与纯毛的不同。细腻的感觉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文明不能光剩下一个空壳。

　　今天，我们终()于懂得革命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剥夺剥削者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将财富的所有权转移，社会财富不会因革命增值。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爱护到手的财富，从项羽到洪秀全都把烧房毁书当作推翻旧世界。从历史上看，被革命者、被剥夺者却圾少在仓皇出逃时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烧掉，或许他们还幻想变天吧。但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贵族从革命者手里已经骑上马逃跑，回头一望，被愤怒的造反者点着火的谷仓里有个农民的小孩在挣扎，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这说明，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其实，至少有部分老建筑是因贵族、被剥夺者、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气度才得以保存的。所以，每当我到上海进入这些老建筑，我会想当年究竟是谁建造的，是谁住在里面的？住在这样的建筑里，久而久之，是否不自觉地会被熏陶出一种雅量与气度呢？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

　　只是，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报晓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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