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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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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之藩:谢天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後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其他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麽?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罢。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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