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人称。
“我”又是使用最频繁的汉字之一，电脑上的五笔输入法中，“我”与“人”、“的”、“一”、“了”等同属于25个高频字之一。“我”，实在是太平常太平常了。
然而，在千年之前的北宋，“我”的使用却受到很大限制。你看《水浒传》中那些梁山好汉，宋江常常自称“小可宋江”、“小吏宋江”，林冲、武松等往往自称“小人”，特别是在地位比较尊贵的人面前，一般是不会自称“我”的。只有那个另类——花和尚鲁智深，除了也偶尔自称与“我”差不多的“俺”外，一般都是自称“洒家”。
然而，却有这么一个人，竟然“无贵贱皆称我”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见到身份、地位与你差不多的，或者比你低、比你贱的，称“我”倒也罢了，见到地位比你高的，甚至人人敬畏的达官贵人，也自称“我”，那就难免被人们视为另类了。这个人是谁？很遗憾，没留下名字，只知道他姓许，正因为他的另类，人们哪里还记得他的名字，都喊他“许我”。显然，他比后来的花和尚鲁智深更加另类。
许我何许人也？一介方士而已，即医卜星相者流，区区一个市井中人罢了。然而，他确实有点真才实学，在一些文化层次颇高的人物——或者说士大夫们的眼中，他的言谈，也不乏真知灼见，颇有可采之处，因此，连当朝宰相贾昌朝，也很想见见他，与他聊一聊。贾某与许我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了：他出生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不但在中央政府先后担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平章事等相当显赫的高官，又到大名府、许州等地出任方面大员，并受封为魏国公。爵位公侯伯子男，最尊贵的就是“公”了——“侯门一入”尚且“深如海”，何况“公门”？贾某还博学多才，撰有《群经音辨》、《通纪时令》等专著。他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去世，享年68岁，宋英宗为其亲题墓碑为“大儒元老之碑”。想想吧，这么一个声名赫赫的大人物要见许我，许某岂但受宠若惊，简直应该惊喜若狂，不变成那个拍手连呼“中了，中了”的范进，就属万幸了！
然而，偏偏这个许我再一次让人们大跌眼镜：嘿嘿，我许某忙着呢，没功夫！贾宰相碰了一个钉子，却并不气馁，又“使人邀之数四”，可是许某仍然不给宰相大人面子，“卒不至”，即始终没有答应。最后，贾昌朝让自己的得意门生上门苦苦请求，许我才算答应了。于是某一天，许我骑着驴子，来到宰相府，传达室的办事员——俗话说，宰相门下七品官，宰相府的传达室非同小可，办事员即使不称“门官”，也要被尊为“门吏”了，连忙将许我挡在门外：哦哦，阁下，请您下驴。许我却不干了：不行，我偏要骑着驴子入门上厅！门吏解释说：“这是丞相府的厅门，即使是尚书右丞、六部侍郎等大官，到了这儿也必须下轿或下马，再徒步进去呢。”许我却道：“我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跑过来求见丞相，而是丞相请我来的。如果一定要我下驴，那我就回去了。”说完，拉转驴头，就往回走。门吏听说他是宰相邀请的客人，急忙上前挽留，许我却不理不睬，骑驴挥鞭，扬长而去。
门吏只得进去禀报了前后经过，贾昌朝急忙再次派人找到许我，向他诚恳道歉，希望他不要与门吏计较，再往相府一行。可是这一次，许我已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了。贾昌朝感慨地说：“许某不过是个市井之人啊，只因为他无所求于别人，尚且不能用威势来逼迫他屈服，何况那些以道义自任者呢？”所谓“以道义自任者”，就是自觉把维护道德、维护正义当作职责的人，或者也可以解释为“有信仰、有担当的人”吧？
其实，以贾昌朝这样既有赫赫权势、又有巨大声望、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当朝宰相，要对付一个“傲慢无礼”的市井之徒，应该是小菜一碟，简直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别说给你安个“骑驴欲闯宰相府”、“顶撞相府公务员”的罪名，即使让人伺候你的过失，比如在哪些不该逗留处停下了、哪条路走错了，扣你的驴、罚你的款，你老老实实接受处置便罢，倘若抗拒强辩，就拘留审讯，先痛扁一顿，再判你的刑，哪处找不到碴儿？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许某仍然悠载游哉地过着他的小日子，仍然逢人自称“我”，不管对方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谁也不买账。这大概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贾宰相胸怀比较宽广，也不以势压人，哪怕你只是一介草民；二是北宋中期的那个社会，应该说，还是比较和谐的——至少也有比较和谐的那一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