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年年节至。离开故乡四十多年，总感觉城里的年味不及儿时故乡的年味那般值得回味。我知道，不管我在何处过年，我对年节的那份情怀，始终是停留在故乡的那片热土上。那些根深蒂固的情怀很难消弭，时间久了，沉淀于心的那些年味的记忆，便成了浓浓的乡愁。我也知道，我的心始终停留在故乡，不曾疏远。尽管居于城市生活几十年，可我依然觉得自己像是无根的浮萍飘在城市的某个街巷、角落，心一直在流浪，我的根在故乡。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便不由得会念起儿时过年的情景。那些记忆不仅有温暖，也有挥之不去的烟火气息。
“过了腊八就是年”。其实，儿时一进入腊月，我就盼着过年。放在老屋大板柜上的那本日历，曾经被我蹂躏得有些可怜。我天天翻弄着日历数着日子，盼望着年早一天到来，常有把日历快速撕到过年那一天的冲动。现在想来，儿时的我是多么可笑。白天醒着的时候，也总是竖起耳朵等待村里的那个大喇叭里传出分肉的讯息，唯恐错过。月上树梢，睡梦里常常会梦到有肉香入口。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唯有过年才会有肉吃、有新衣服穿，哪个孩子幼小的心里，没有一份期盼呢？
记忆中，故乡的腊月冷得很。虽说农田里没什么农活可干了，可是我的母亲却没有闲暇时间享受片刻的悠闲。儿时，因为我的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在故乡生活，与父亲聚少离多，所以瘦弱的母亲便担起家里的所有重担。善良贤惠的母亲不仅很会持家，生性也很要强。在外干农活不输任何男人，在家做针线活不输任何女人。进入腊月，爱干净的母亲，就开始忙着扫房、收拾院子、拆洗被褥等，准备干干净净过大年了。记忆中，母亲好似总有干不完的活。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还有两个未婚的小叔子，这些人的被褥、衣服、鞋子，从上到下的、由里到外的都要母亲一个人操劳，可想而知母亲当年有多辛劳了。幽暗的煤油灯下，瘦弱的母亲的背影，看着让人心疼。不知有多少个夜半三更之时，她还在煤油灯下缝制衣服、纳鞋底，陪伴她的，唯有那盏幽暗的煤油灯。母亲用她的那双粗糙的手，一针一线地缝制出对家人的爱。母亲做事严谨，每一道工序都不曾敷衍，缝制的衣服、鞋子，穿者喜乐、看者赞不绝口。
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日子再困难，每年我们四个孩子都会有新衣服、新鞋穿。而我的母亲，几年都不见她为自己做一件新衣服穿。那个年代，买布不仅需要钱，还必须有布票，母亲哪里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一尺布票啊。我们四个孩子能有新衣服穿，还得益于外公、外婆当年给予我们的接济、帮衬。母亲在忙着迎新年的时候，其他人家的主妇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忙活起来。年味，无声似有声地在村庄弥散开来。
离年节越来越近，集市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吃的、用的、玩的，像卖笤帚的、卖糖瓜的、卖炕席的、卖年画的、卖鸡毛掸子的等等，叫卖声此起彼伏。
赶集人回到村子，背着、扛着年货遇见村民，互相打着招呼：“二哥，赶集去啦？”
“是啊，家里的炕席忒破了，快过年了换个新的。顺便，给孩子们买了几挂鞭炮，咱也爆竹声中辞旧岁。”说者，脸上露出笑意。我知道，他家一定是在生产队领到了一年一度的分红钱了。
街巷，由远而近传来货郎的拨浪鼓的“咚咚”声，诱着孩子们冲出梢门，围着货郎的独轮车左看右瞧。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日子都是紧紧巴巴的，哪里有闲钱供孩子买到心仪的年货。偶有家境好些的，买到他喜欢的玩意，其他的孩子们羡慕的眼光令其神气得很呢。卖香油的木梆子声，“梆、梆、梆”不紧不慢地富有节奏感，很快也会把婶子、大娘、奶奶们唤出来。其实啊，诱着她们的，还有那直扑鼻翼的香油的浓香味道。小脚奶奶尽管用力挪动着小脚，总是赶不上那些大脚的晚辈们。
她们叽叽喳喳地围着卖香油的人，这个说：“给我打二两。”
那个说：“给我打三两。”
卖香油的生意好，嘴笑的合不上了。
“五奶奶，把油瓶子给我，我帮您打香油吧。”有人看到五奶奶费力地挪动着小脚，上前帮忙。在儿时的故乡，民风纯朴，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美德时时再现。
当“梆、梆、梆”声渐渐远去，香油的香味却弥散在空气中，与各家各户随着袅袅炊烟散发出来大饹馇的香、油炸糕的香、炖肉的香、熬鱼的香交融在一起，年味更浓了。
在故乡，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主妇们大显身手的日子了。她们每个人心中，对于年的到来总是用她们特有的最朴实的热情待之。她们把对新的一年的期盼以及其对生活的每一份真实情感都融入她们做的每一道美食里，看着她们对于每道美食颇具仪式感的精心细做，就能感知年在她们心中的分量了。
在故乡，过年有摊大饹馇、做油炸糕、油炸饼、炸排叉等美食的年俗。有了这些美味的加持，故乡的年味更浓郁了。在外的游子，说不定早早盼着吃上一口故乡的亲人做的美食呢。这些美食，手巧的母亲样样拿手。母亲摊的大饹馇不仅外形圆润平整、薄厚均匀，且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吃在嘴里略有Q弹的嚼劲、爽滑又绵柔，无需任何调料的辅助，满口生香。我的脑海，常常翻涌出母亲当年围着大八印锅摊大饹馇的情景。记得那时大姐帮母亲烧火，我围在灶台前闻香。常常是经不起大饹馇的色香，母亲刚从锅里拿出来的大饹馇还没等放凉，就会跑到我的嘴里了。说是跑，其实是我的那条馋虫把它勾进嘴里的。等到母亲已经摊好了一大摞大饹馇，我的肚子已经鼓鼓的了，打着嗝，活像只气蛤蟆的小肚子鼓鼓地起伏着。母亲叫我小馋猫，我摸着小肚子呵呵地傻笑。自从母亲离世，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美味的大饹馇了。是做大饹馇的人不在了，还是做大饹馇的原材料不同了，其实，是时代不同了，所有的都变了。
母亲将炸好的美食各取一半送给爷爷、奶奶后，余下的放在灰瓦盆里，再将它们放在院子里的大缸内。故乡的冬天冰天雪地，那时院子里的大缸俨然就是一个绝好的大冰箱。炖好的鱼肉与炸好的美食先是在大缸里相会，等待着被主人端到餐桌上的荣耀时刻。正月里家家户户来拜年的且（客人）络绎不绝，一般都是上午去拜年。“且来东家富”，留拜年的且吃午饭也是故乡的年俗之一。且们吃着美食赞不绝口，女主人露出欣慰的笑容。且们告辞时，他们拜年带来的礼物，按照当年故乡的年俗，主人家也会当做还礼各样拿回去一半，在故乡叫做“压回礼”。这样的年俗，不知道何年何故兴起，在我记事起就有，故乡人一直遵从这样的年俗。母亲乐善好施，从来不会占了别人的一点便宜。那些炸好的美食，每次都随且们的告辞少了一部分，连同“压回礼”去到别村、别家，成了别人口中的美味。没几日，大缸渐渐地空了，里面的美食就变成了回味。我肚子的那条馋虫，只能萎缩成一团，等待着下一个年的到来。
我记得，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故乡的年味才会到了最浓郁的时刻。孩子们欢欢喜喜地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大人们尽管不做新衣服穿，个个也都是干干净净的。屋内的那盏煤油灯比往日亮堂了些，主人把煤油灯的灯芯特意加了粗，灯火跳跃着，映红一家人的脸。墙上的年画，也多了几分色彩。各家各户挂上红灯笼，红红火火过大年。在我的记忆里，儿时我家的年夜饭很简单，无非就是几盘白菜猪肉馅的水饺，就着一盘腊头鱼冻，一家却吃得津津有味。那些炖好的鱼肉，母亲留着待且用，等且走后我们才可吃剩下的。即便是剩菜剩饭，我们能吃到肉也是满足的。
说到年三十吃饺子，故乡还有一个年俗，那就是年三十的饺子一定要多包一些，要有富裕。一是年三十的饭一定要有剩余，这样的话来年的日子才会富富有余。二是谁家有出嫁的姑娘，年三十的饺子一定要留给她初二回娘家时吃。据老辈说：“过去嫁出去的女儿，到了婆家一般都是跟公婆吃两样饭，一年到头都是粗茶淡饭，能吃一碗白面饺子就是奢望。娘家妈妈惦记着女儿，就在年三十包饺子时，多包上两碗，给女儿留着。”我想，这应该是以示娘家对嫁出去的女儿的一种特别的爱吧。我清楚地记得，每年初二母亲带着我们回外婆家时，外婆也总会端出一碗年三十的饺子，母亲不舍得吃，总是被我们四个孩子狼吞虎咽般地瞬间吃光。
我很怀念儿时年三十晚上过年的情景，吃罢饺子，长辈们便盘腿坐在炕上，接受晚辈们的拜年行礼。这个时候，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可以得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那个贫苦的年代，谁家都不富裕，几分钱、几毛钱的压岁钱就会让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我的爷爷是老革命，退养在家是拿工资的人，记得当年给我们孙子辈的压岁钱也只有五毛。
我得过最多的压岁钱，是我的干奶奶给我的一元钱。每年大年初一，吃罢早饭，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去给干奶奶拜年。干爷爷早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干奶奶未再嫁人，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拉扯大，日子过得也很清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能拿出四元钱的压岁钱分别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一元，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干奶奶从她的炕席底下拿出来的那四张陈旧的一元钱，得省吃俭用多久才会积攒而成的啊。那个年代，一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像男孩子喜欢弹玩的玻璃球、女孩子心仪的辫绳、彩色发带，还有泥哨、泥人、糖人等，可是那少得可怜的压岁钱，也只能是在我的新衣服的兜里小驻片刻，回到家我们都会交到母亲的手里。我们四个孩子都知道，家里的日子困窘，攒在一起会有大用处。上交了压岁钱，心里难免有点落寂，吃一颗糖的甜、听一听鞭炮的齐鸣、看一盏盏红灯笼的耀眼，一切又恢复到从前。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很容易满足。欲望的火焰，也会立刻在心里消灭。
“三十晚上的水饺，初一中午的大蒸饺。”这是儿时家家户户过年的一种吃食习俗，故乡人多少年来都在遵从着，我家也不例外。那个时候，家里除了冬储白菜，没有可以作为馅料的其它蔬菜可用。不过，故乡的冬储白菜又脆又甜，包出来的饺子不论是水饺还是蒸饺，都水灵灵的，味道鲜美无比。离开故乡多年，那个味道，是很难寻到了。
故乡的年味，在一道道美味吃食中越嚼越有了味道。吃着美味，街巷传来锣鼓声。村民自发组成的秧歌队，走街串巷给故乡的年味添了彩。他们之中有踩着高跷的、有扮作小丑模样的、有头戴猪头面具的，最招孩子们喜爱的，当属头戴美猴王面具的，村民们走出梢门笑逐颜开地看热闹。有人被扭秧歌的人生拉硬拽地带入秧歌队伍中，扭起来、跳起来，所有的烦恼都被这祥和、热闹的气氛融化。欢声笑语不休，年味更浓。
此刻，我站在城市的一隅，望着点亮的万家灯火，找寻年味，却不得，只能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