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起，我在报社做周末编辑。

做到第四年，我们接到通知，部室四个人一起转岗，去创办一张时报，我编一版二版新闻。虽然筹备了几天，但新闻版周末不一样，立得住的题材，不可能想有就有，明天就要出创刊号，到下午我还没找到“倒头条”。正发愁时，接到郊区一位读者的电话，说他们那地方，有户杀猪人家姓陈，多年来老是半夜杀猪，嗷嗷叫，闹得邻居睡不着觉，污水脏物淌得满地都是，希望报社报道一下。主任觉得，一下子找不到别的题材，我过去看看也行，最好能做个稿子。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理解他的心情。何况，我的版面没题材，是我推卸不了的责任。我坐在办公桌前抓耳挠腮，周末编辑出身的人，一起步就做批评报道，多少有点瘆得慌。

挨到下午三时多，不出去不行了。我出门拦了辆出租车，说去哪里哪里。平时我就喜欢和司机聊天，能听到许多让人开心的事。这位司机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我老家的人。我换回了家乡口音，惊喜地说，我们是同乡啊。他也很意外，侧脸瞟我一眼，高兴地说，真的，你口音和我一样。我说我是桥头人，他说他是前埠人。相距不过五百米。他问我在城里干嘛，我说我在报社工作。他问，是当记者吗？现在是去采访吗？我说是。他就很感兴趣，说可惜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要不然也要当记者。我们东拉西扯，到目的地，似乎已成为好朋友。他说他叫张华，我说我叫乔休，他说这名字好记。听我说今天要去采访杀猪的人，他说你要小心，触及利益，他们会很凶的。我说不会的，我随便看看就回来。

按读者提供的线索，我们到了菜场。张华人不错，不放心，找个空地停车，下车锁了车门，陪我去找杀猪人。猪肉摊位很好找，不用看牌子，循着气味就能找到。

50来岁的屠宰户老陈，好奇地看着我，问答了几句。他摸不清我的来意，态度还可以。下午生意淡下来了，到五点左右，他收了摊位，我跟他回家。菜场出去五十来米，就到他家店面，是那种集镇上常见的街面屋，门板一卸，就能开张。他很奇怪，我干嘛一直跟着他，但出于礼貌，也没驱赶我，坐到摆了菜的矮几前，吃饭前用筷子撬开一瓶啤酒，示意我，来一杯？我谢绝了，他便自斟自饮，偶尔瞟我和张华一眼，又撇向别的地方。他弟弟和他儿子，人高马大，端着碗站在边上吃饭，进进退退夹菜，一言不发。他们的身份，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老陈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我想干嘛，晚上了还不回去。我说，听人家反映，说你家杀猪量比较大，想采访一下。他皱了眉头和他弟弟对话，矛头却指向我，杀猪多不多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有啥好采访？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和我扯了几句，我附和几句，问他今晚杀不杀猪，我想看。他开始有点不耐烦，说现在还说不定。

看看呆了一段时间，情况也摸索到一些，我就起身去附近的工商所。老陈站起来，送我几步就回去了。

张华把我带到工商所，所长在办公室。他头发不多，操外地口音，说话很爽快，很配合。我们过去通过几个电话，平时他喜欢写新闻报道，豆腐块文章。他说，老陈杀猪是没经过登记过的，属于私自屠宰，可以取缔的。于是我们约好，我深夜先去侦察，一有动静，发传呼给他，他就带工商人员，同肉管会一起过来包抄，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我想到明天倒头条有了保障，就很开心。张华也替我高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同乡，还是朋友了。我掏出摩托罗拉9900翻盖手机，打电话给主任说明一下，和张华一起去面店吃了碗面条，付车费给他，让他先走。

我一个人走近陈家附近，站在路灯下发愣。风开始大起来，我把衣领纽扣扣起来，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我退了一步，车窗摇下，露出张华的脸。我喜出望外，你怎么来了？他说过来陪你。原来他开了一段路，想想不放心，又绕了回来。我说没关系的，你只管回去。他说你怎么办？晚上就你一个人？我说，对，一个人没事的。他说那不行，出问题怎么行？我说工商局就这附近，马上能到，不怕。他眯缝着眼看着夜幕，想了一下，说，还是我陪你等吧，你一个人，晚上过不去的。我很感动，这样的人哪里有啊，我运气这么好，打灯笼都找不到这号好人。我想，那到时候多付他一些车费好了。

夜幕把所有空间笼罩，家家户户透出灯光。我们停到离老陈家不远的街上，关了车灯，猫在车里。两人约好相互轮换睡觉。但说实话，心里挂着事，很难睡安稳。迷迷糊糊醒来，看着手机时间分秒过去，家家户户都相继关门闭户。远远有农民联防队过来，手电筒狐疑地扫我们好几圈，走了。

我们继续蹲点。

路灯下，那一队联防队，走了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的。看着时间越来越晚，他们终于憋不住了，一个中年人开口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报社的。

在这干什么？

等人。

等谁？

等朋友。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大概看我还比较面善，一帮人相互看看，又离开了。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多。前面路灯下，过来一位警察，很年轻。问我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说我是报社记者，今晚想采访一下屠宰私猪的老陈。他要我出示证件，我给了记者证；他要工作证，我也给了；他问还有什么，我说还有介绍信，我又给了。当天怎么会想到去编办开出介绍信的。然后他要我拿身份证，我掏出来了。他没辙了，脸色有些沉，说采访什么那是你的事，但你该事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在我们管区内，出了事，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赶紧说对对，说我事先疏忽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补上。

那些联防队安静地围在我们车旁朝车内看。此时，老陈家的门打开了，灯光投射出来，晕黄色的。老陈朝门外使劲啐了一口痰，看清了我，似乎有些愤怒地问我，怎么还是你？你不回家，呆这里干什么？我讪讪地笑，说想看你杀猪呢。

杀猪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会有这种人。他愤愤地说几句，回去了。他大约四十多岁的弟弟和他二十多岁的儿子，也跟着转回屋内。

我看年轻的警察在身边，胆子就有些大起来，跨出车子到他家门口，看他怎么杀猪。他们看看我，低头摸住猪耳朵边上的穴道，熟练地操刀，手指头扁在刀刃边上，稍用一点力，从猪耳朵边插进去。我想起高中读过那《庖丁解牛》，看他们干活的确是一种艺术享受。但他们的眼神让我发冷。我佯装欣赏他们的动作，心骨头只抖抖动，说话都有些憨声腔。他们有点鄙视地看我，然后一刀一头猪，一刀一头猪，鲜血流淌满地都是，猪嗷嗷嗷拉长声嚎叫着嚎叫着，慢慢地细了声线，哀哀地哼着，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哽咽着哽咽着，打呃逆似的没了气息，死于非命啊。淡淡的白色烟气，从猪被剥开的一身白练似的细肉上弥散开来。我几乎是悄悄发着抖，偷偷摸摸在本子上记着数字，记录着细节。不敢让他们看见。

年轻警察一直站在屋外，袖手看了一会儿，叫我们早些回去，自己头也不回走了。我和张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亏我们有两个人，要不然，我恐怕早已骨头都抖松了。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工商所长传呼机发了条信息，没回。又发，又没回。算着过了按传呼机、看信息、拿话筒、拨号，再有几分钟余地的时间，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不是说好接应的吗？怎么回事？我打他手机，关机；打他家里电话，没人接。打了总有七八个了，我彻底失望了。张华不肯相信，带我到几公里外的工商所门口了望，空无一人，所有房间都没亮灯。

在工商所门台前，我发了好一会儿愣。天光已泛鱼肚白。对我来说，通宵不眠写稿是常事，人年轻，身体倒不累，只是感觉太窝囊些。我们垂头丧气回到报社门口，张华安慰我说，没关系的，你不要着急，可能是哪里出差错了。我谢了他，付车费，他只抽了10块钱，走了。当时一趟5元，来回10元。好人哪。我向他抄了电话号码，相约以后多多联系，其实我们都知道，陌路相逢，很少有再联系的事。他忽然笑说，以后他在路上碰到新闻线索，能不能通知我。我很夸张地点头回答说，当然当然。不久后，他来了个电话，说他有个小表妹在城里读职业学校，找我帮忙，想找个工作什么的，我好像问了几个人，也没办法能帮上什么忙，渐渐地就没了音讯。

这是后话。

我到了办公室，感觉很委屈，我想不到，那个所长居然可以如此“背信弃义”。其实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也体谅他了。他一个外地人，在乡镇里做工商，遇上这样的杀猪人，难免心里怵怵的。不像我们记者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埋头拼命地写，眼里似乎还有泪。我把当晚所有的细节经过都写了进去。

清晨，领导来上班。我们上午十点出午报。他知道我夜里去采访，稿件有着落，心里很放心，只是担心我的安危。见我回来在写稿，问了几句，就让我静心一个人独处。我一气之下，写了几千字，非常非常恼火的情绪下，不可避免地就带上些个人色彩。主任看了后，说要不，别把工商的事写上好不好？我几乎是叫出来，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工作？本来都是说好的。主任看看我，低头看看稿纸，又看看我，想了好久，很为难，但终于匆忙删改签发了，早上排版时间很紧。因为版面小，实在发不了太多，发了一千来字，基本构架都保持了。于是，创刊号上的倒头条就这样对付过去。

我回家反正睡不着，一会儿去看大样，心里有事吊着，放心不下。中午发出来后，当然有一些影响。不过这影响，就和我们预料过的一样，大家议论一阵子，注意力就被下个更刺激的事吸引去了。

下午，电话来了不少，有工商局的，也有屠宰户的。

工商局的那位是平时联系过的熟人，积极通讯员，所以也比较客气，只是询问为什么事情会弄成这样，说那所长那晚有行动，查走私香烟，局里可以证明。所长和我的约定，只是口头非正式的，说我应该和局里联系妥当些。

我非常恼火，认为真相不是这样的。于是我打电话给那所长。他是个老实人，说，对不起，我是回家去了。我说为什么你单位说你晚上是有行动，你说是回家去了，我打你家里没人接啊。我这电话有录音的，你要说真话。

他一声不响，半晌才喃喃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不起啊。我看事情这样也没了办法。我也是个老实人，我回复了局里那人的电话，说所长是如此这般地说，因为事实如此，所以我要说个明白。那人也哦哦嗯嗯，不响了。后来就没了下文。

这里工作有个失误，也是后来才领略的。没了工商的支持，新闻单位单枪匹马实在是支撑不住的。

那杀猪人在电话里说，你叫乔个休？你单位在哪里？你等着，我们去找你。

我手支撑在桌角头，外强中干，说，好啊，你过来吧。我等你。

你办公室房号是几号？我说是五零四。

那天是星期六，本来没人上班的，但因为试刊，领导把新人们都召集过来，拢在大会议室开会。我愣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一位警察朋友，打个电话给他，说了此事。他说，好吧，本来我们是不能去的。今天是休息天，我们就个人身份，派人给你压压阵吧。

他派了局里五位小伙子过来。他们到我办公室后，悄悄地说，他们今天轮休，过路来玩，车子停在楼下，如果对方有什么不端行为，也是可以带走的。他见我坐立不安，就叫我只管开会去，他们坐我办公室等。我吃了定心丸，就开会去了。

我的主要领导不了解详情，只知道出了点状况。这种稿件，没有不出状况的。开着会，我脸对着楼梯口，听见楼梯响，扫一眼，看见杀猪的三个人，敞开着油腻白衬衫，从楼梯口鱼贯而进。走过会议室大门，他们牛犊似的眼睛盯着我，恶狠狠地说，是他，对，就是他。

开会的十几个新记者，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窃窃私语。是祸躲不过，我起身带他们到我办公室。他们一进门，见已经有五个小伙子在，就有些局促，毕竟是买卖人，天天在市场做，带了眼睛，知道是公家人。五个年轻警察，即使穿T恤，气势上还是压倒人。但他们还嘴硬。我也硬，我现在有靠山。

他们问，工商都没管我们，是你把他们叫过来的？他们都不接你电话了，你还一定叫他们来，太过分了。现在市里肉管会也一起来了，把所有还没卖掉的肉都搬走了。罚款八万元啊。

他们非常悲愤地诉说着，问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辩解，说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部门联合行动。老陈瞪大眼睛，说，明明都是你的意思，你报纸上都白纸黑字印着了，他们都没想做什么，几十年都没做什么，都是你逼他们搬的，现在你要赔我们。

说着说着，声音就高起来。五个小伙子不动声色，只是格格的松手指骨，松了左手松右手，松了右手又松左手。双方很平静地对视着，紧张空气充满房间。大队长知道我不大会说话，说不过他们，就介入了。他是很稳重的人，见过场面，开口问他们，有没有屠宰证？他们说，没有，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干活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

这时主要领导见星期六了，我办公室还有这么多人进去不出来，就有些担心，暂停会议，到我办公室看个究竟。杀猪的人愤愤说一阵子，见说不过那些公家人，便指着我说，你给我小心，神头灵清一些，你家里人也要小心。你今天下班，我们就能跟到你家说清楚，我们等你下班。

那队长沉下脸来，几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他这边示意队友，把我架出门，叫我去会议室。他们双方大马金刀坐着，对峙很久，也不知道沟通些什么。老陈他们终于走掉了。经过会议室时，转头看我，一言不发，脚步还在迈，登登登下楼去了。

主要领导悄悄问我，这些是什么人？我说这些是杀猪的，那些是警察朋友。领导拍着心口说，那你不早说，早知道这五个警察是你朋友，我就大声和他们评理了。我笑笑。那队长坐了一会儿，和我交代几句，也带人走了。

处理完明天要发的稿件，已是下午六点多，大楼空无一人。我有些胆怯，悄悄走到窗口看外面，窗台比较高，我要爬上藤椅，吃力地扭转半个身体，才能看见窗外。好像有几个人在溜达，也有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主任开门进来，见我趴在窗台上，以为我想做啥傻事，吓了一跳，赶紧抓住我。问清楚后，宽慰几句后，也走了。我在窗台前呆坐好久，眼见天色越来越暗，不回家不行，只好磨磨蹭蹭下来，关了灯，关了门，摸过暗暗的走廊，走出大门，贴着墙角，蹒跚融入紫色的夜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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