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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杀猪人与我不得不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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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起,我在报社做周末编辑。

做到第四年,我们接到通知,部室四个人一起转岗,去创办一张时报,我编一版二版新闻。虽然筹备了几天,但新闻版周末不一样,立得住的题材,不可能想有就有,明天就要出创刊号,到下午我还没找到“倒头条”。正发愁时,接到郊区一位读者的电话,说他们那地方,有户杀猪人家姓陈,多年来老是半夜杀猪,嗷嗷叫,闹得邻居睡不着觉,污水脏物淌得满地都是,希望报社报道一下。主任觉得,一下子找不到别的题材,我过去看看也行,最好能做个稿子。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理解他的心情。何况,我的版面没题材,是我推卸不了的责任。我坐在办公桌前抓耳挠腮,周末编辑出身的人,一起步就做批评报道,多少有点瘆得慌。

挨到下午三时多,不出去不行了。我出门拦了辆出租车,说去哪里哪里。平时我就喜欢和司机聊天,能听到许多让人开心的事。这位司机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我老家的人。我换回了家乡口音,惊喜地说,我们是同乡啊。他也很意外,侧脸瞟我一眼,高兴地说,真的,你口音和我一样。我说我是桥头人,他说他是前埠人。相距不过五百米。他问我在城里干嘛,我说我在报社工作。他问,是当记者吗?现在是去采访吗?我说是。他就很感兴趣,说可惜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要不然也要当记者。我们东拉西扯,到目的地,似乎已成为好朋友。他说他叫张华,我说我叫乔休,他说这名字好记。听我说今天要去采访杀猪的人,他说你要小心,触及利益,他们会很凶的。我说不会的,我随便看看就回来。

按读者提供的线索,我们到了菜场。张华人不错,不放心,找个空地停车,下车锁了车门,陪我去找杀猪人。猪肉摊位很好找,不用看牌子,循着气味就能找到。

50来岁的屠宰户老陈,好奇地看着我,问答了几句。他摸不清我的来意,态度还可以。下午生意淡下来了,到五点左右,他收了摊位,我跟他回家。菜场出去五十来米,就到他家店面,是那种集镇上常见的街面屋,门板一卸,就能开张。他很奇怪,我干嘛一直跟着他,但出于礼貌,也没驱赶我,坐到摆了菜的矮几前,吃饭前用筷子撬开一瓶啤酒,示意我,来一杯?我谢绝了,他便自斟自饮,偶尔瞟我和张华一眼,又撇向别的地方。他弟弟和他儿子,人高马大,端着碗站在边上吃饭,进进退退夹菜,一言不发。他们的身份,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老陈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我想干嘛,晚上了还不回去。我说,听人家反映,说你家杀猪量比较大,想采访一下。他皱了眉头和他弟弟对话,矛头却指向我,杀猪多不多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有啥好采访?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和我扯了几句,我附和几句,问他今晚杀不杀猪,我想看。他开始有点不耐烦,说现在还说不定。

看看呆了一段时间,情况也摸索到一些,我就起身去附近的工商所。老陈站起来,送我几步就回去了。

张华把我带到工商所,所长在办公室。他头发不多,操外地口音,说话很爽快,很配合。我们过去通过几个电话,平时他喜欢写新闻报道,豆腐块文章。他说,老陈杀猪是没经过登记过的,属于私自屠宰,可以取缔的。于是我们约好,我深夜先去侦察,一有动静,发传呼给他,他就带工商人员,同肉管会一起过来包抄,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我想到明天倒头条有了保障,就很开心。张华也替我高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同乡,还是朋友了。我掏出摩托罗拉9900翻盖手机,打电话给主任说明一下,和张华一起去面店吃了碗面条,付车费给他,让他先走。

我一个人走近陈家附近,站在路灯下发愣。风开始大起来,我把衣领纽扣扣起来,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我退了一步,车窗摇下,露出张华的脸。我喜出望外,你怎么来了?他说过来陪你。原来他开了一段路,想想不放心,又绕了回来。我说没关系的,你只管回去。他说你怎么办?晚上就你一个人?我说,对,一个人没事的。他说那不行,出问题怎么行?我说工商局就这附近,马上能到,不怕。他眯缝着眼看着夜幕,想了一下,说,还是我陪你等吧,你一个人,晚上过不去的。我很感动,这样的人哪里有啊,我运气这么好,打灯笼都找不到这号好人。我想,那到时候多付他一些车费好了。

夜幕把所有空间笼罩,家家户户透出灯光。我们停到离老陈家不远的街上,关了车灯,猫在车里。两人约好相互轮换睡觉。但说实话,心里挂着事,很难睡安稳。迷迷糊糊醒来,看着手机时间分秒过去,家家户户都相继关门闭户。远远有农民联防队过来,手电筒狐疑地扫我们好几圈,走了。

我们继续蹲点。

路灯下,那一队联防队,走了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的。看着时间越来越晚,他们终于憋不住了,一个中年人开口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报社的。

在这干什么?

等人。

等谁?

等朋友。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大概看我还比较面善,一帮人相互看看,又离开了。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多。前面路灯下,过来一位警察,很年轻。问我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说我是报社记者,今晚想采访一下屠宰私猪的老陈。他要我出示证件,我给了记者证;他要工作证,我也给了;他问还有什么,我说还有介绍信,我又给了。当天怎么会想到去编办开出介绍信的。然后他要我拿身份证,我掏出来了。他没辙了,脸色有些沉,说采访什么那是你的事,但你该事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在我们管区内,出了事,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赶紧说对对,说我事先疏忽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补上。

那些联防队安静地围在我们车旁朝车内看。此时,老陈家的门打开了,灯光投射出来,晕黄色的。老陈朝门外使劲啐了一口痰,看清了我,似乎有些愤怒地问我,怎么还是你?你不回家,呆这里干什么?我讪讪地笑,说想看你杀猪呢。

杀猪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会有这种人。他愤愤地说几句,回去了。他大约四十多岁的弟弟和他二十多岁的儿子,也跟着转回屋内。

我看年轻的警察在身边,胆子就有些大起来,跨出车子到他家门口,看他怎么杀猪。他们看看我,低头摸住猪耳朵边上的穴道,熟练地操刀,手指头扁在刀刃边上,稍用一点力,从猪耳朵边插进去。我想起高中读过那《庖丁解牛》,看他们干活的确是一种艺术享受。但他们的眼神让我发冷。我佯装欣赏他们的动作,心骨头只抖抖动,说话都有些憨声腔。他们有点鄙视地看我,然后一刀一头猪,一刀一头猪,鲜血流淌满地都是,猪嗷嗷嗷拉长声嚎叫着嚎叫着,慢慢地细了声线,哀哀地哼着,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哽咽着哽咽着,打呃逆似的没了气息,死于非命啊。淡淡的白色烟气,从猪被剥开的一身白练似的细肉上弥散开来。我几乎是悄悄发着抖,偷偷摸摸在本子上记着数字,记录着细节。不敢让他们看见。

年轻警察一直站在屋外,袖手看了一会儿,叫我们早些回去,自己头也不回走了。我和张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亏我们有两个人,要不然,我恐怕早已骨头都抖松了。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工商所长传呼机发了条信息,没回。又发,又没回。算着过了按传呼机、看信息、拿话筒、拨号,再有几分钟余地的时间,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不是说好接应的吗?怎么回事?我打他手机,关机;打他家里电话,没人接。打了总有七八个了,我彻底失望了。张华不肯相信,带我到几公里外的工商所门口了望,空无一人,所有房间都没亮灯。

在工商所门台前,我发了好一会儿愣。天光已泛鱼肚白。对我来说,通宵不眠写稿是常事,人年轻,身体倒不累,只是感觉太窝囊些。我们垂头丧气回到报社门口,张华安慰我说,没关系的,你不要着急,可能是哪里出差错了。我谢了他,付车费,他只抽了10块钱,走了。当时一趟5元,来回10元。好人哪。我向他抄了电话号码,相约以后多多联系,其实我们都知道,陌路相逢,很少有再联系的事。他忽然笑说,以后他在路上碰到新闻线索,能不能通知我。我很夸张地点头回答说,当然当然。不久后,他来了个电话,说他有个小表妹在城里读职业学校,找我帮忙,想找个工作什么的,我好像问了几个人,也没办法能帮上什么忙,渐渐地就没了音讯。

这是后话。

我到了办公室,感觉很委屈,我想不到,那个所长居然可以如此“背信弃义”。其实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也体谅他了。他一个外地人,在乡镇里做工商,遇上这样的杀猪人,难免心里怵怵的。不像我们记者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埋头拼命地写,眼里似乎还有泪。我把当晚所有的细节经过都写了进去。

清晨,领导来上班。我们上午十点出午报。他知道我夜里去采访,稿件有着落,心里很放心,只是担心我的安危。见我回来在写稿,问了几句,就让我静心一个人独处。我一气之下,写了几千字,非常非常恼火的情绪下,不可避免地就带上些个人色彩。主任看了后,说要不,别把工商的事写上好不好?我几乎是叫出来,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工作?本来都是说好的。主任看看我,低头看看稿纸,又看看我,想了好久,很为难,但终于匆忙删改签发了,早上排版时间很紧。因为版面小,实在发不了太多,发了一千来字,基本构架都保持了。于是,创刊号上的倒头条就这样对付过去。

我回家反正睡不着,一会儿去看大样,心里有事吊着,放心不下。中午发出来后,当然有一些影响。不过这影响,就和我们预料过的一样,大家议论一阵子,注意力就被下个更刺激的事吸引去了。

下午,电话来了不少,有工商局的,也有屠宰户的。

工商局的那位是平时联系过的熟人,积极通讯员,所以也比较客气,只是询问为什么事情会弄成这样,说那所长那晚有行动,查走私香烟,局里可以证明。所长和我的约定,只是口头非正式的,说我应该和局里联系妥当些。

我非常恼火,认为真相不是这样的。于是我打电话给那所长。他是个老实人,说,对不起,我是回家去了。我说为什么你单位说你晚上是有行动,你说是回家去了,我打你家里没人接啊。我这电话有录音的,你要说真话。

他一声不响,半晌才喃喃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不起啊。我看事情这样也没了办法。我也是个老实人,我回复了局里那人的电话,说所长是如此这般地说,因为事实如此,所以我要说个明白。那人也哦哦嗯嗯,不响了。后来就没了下文。

这里工作有个失误,也是后来才领略的。没了工商的支持,新闻单位单枪匹马实在是支撑不住的。

那杀猪人在电话里说,你叫乔个休?你单位在哪里?你等着,我们去找你。

我手支撑在桌角头,外强中干,说,好啊,你过来吧。我等你。

你办公室房号是几号?我说是五零四。

那天是星期六,本来没人上班的,但因为试刊,领导把新人们都召集过来,拢在大会议室开会。我愣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一位警察朋友,打个电话给他,说了此事。他说,好吧,本来我们是不能去的。今天是休息天,我们就个人身份,派人给你压压阵吧。

他派了局里五位小伙子过来。他们到我办公室后,悄悄地说,他们今天轮休,过路来玩,车子停在楼下,如果对方有什么不端行为,也是可以带走的。他见我坐立不安,就叫我只管开会去,他们坐我办公室等。我吃了定心丸,就开会去了。

我的主要领导不了解详情,只知道出了点状况。这种稿件,没有不出状况的。开着会,我脸对着楼梯口,听见楼梯响,扫一眼,看见杀猪的三个人,敞开着油腻白衬衫,从楼梯口鱼贯而进。走过会议室大门,他们牛犊似的眼睛盯着我,恶狠狠地说,是他,对,就是他。

开会的十几个新记者,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窃窃私语。是祸躲不过,我起身带他们到我办公室。他们一进门,见已经有五个小伙子在,就有些局促,毕竟是买卖人,天天在市场做,带了眼睛,知道是公家人。五个年轻警察,即使穿T恤,气势上还是压倒人。但他们还嘴硬。我也硬,我现在有靠山。

他们问,工商都没管我们,是你把他们叫过来的?他们都不接你电话了,你还一定叫他们来,太过分了。现在市里肉管会也一起来了,把所有还没卖掉的肉都搬走了。罚款八万元啊。

他们非常悲愤地诉说着,问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辩解,说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部门联合行动。老陈瞪大眼睛,说,明明都是你的意思,你报纸上都白纸黑字印着了,他们都没想做什么,几十年都没做什么,都是你逼他们搬的,现在你要赔我们。

说着说着,声音就高起来。五个小伙子不动声色,只是格格的松手指骨,松了左手松右手,松了右手又松左手。双方很平静地对视着,紧张空气充满房间。大队长知道我不大会说话,说不过他们,就介入了。他是很稳重的人,见过场面,开口问他们,有没有屠宰证?他们说,没有,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干活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

这时主要领导见星期六了,我办公室还有这么多人进去不出来,就有些担心,暂停会议,到我办公室看个究竟。杀猪的人愤愤说一阵子,见说不过那些公家人,便指着我说,你给我小心,神头灵清一些,你家里人也要小心。你今天下班,我们就能跟到你家说清楚,我们等你下班。

那队长沉下脸来,几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他这边示意队友,把我架出门,叫我去会议室。他们双方大马金刀坐着,对峙很久,也不知道沟通些什么。老陈他们终于走掉了。经过会议室时,转头看我,一言不发,脚步还在迈,登登登下楼去了。

主要领导悄悄问我,这些是什么人?我说这些是杀猪的,那些是警察朋友。领导拍着心口说,那你不早说,早知道这五个警察是你朋友,我就大声和他们评理了。我笑笑。那队长坐了一会儿,和我交代几句,也带人走了。

处理完明天要发的稿件,已是下午六点多,大楼空无一人。我有些胆怯,悄悄走到窗口看外面,窗台比较高,我要爬上藤椅,吃力地扭转半个身体,才能看见窗外。好像有几个人在溜达,也有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主任开门进来,见我趴在窗台上,以为我想做啥傻事,吓了一跳,赶紧抓住我。问清楚后,宽慰几句后,也走了。我在窗台前呆坐好久,眼见天色越来越暗,不回家不行,只好磨磨蹭蹭下来,关了灯,关了门,摸过暗暗的走廊,走出大门,贴着墙角,蹒跚融入紫色的夜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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