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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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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粑粑记

两位老人从山里老家回来,带回一些嫩包谷浆。嫩包谷是三舅舅种的,掰了好些带到外婆家,磨了一大桶浆,他们做粑粑吃了些,其余的都带给我们。

母亲取平底锅煎了些包谷浆粑粑,待冷却后切成指宽的条状,又切了舅舅给的南瓜,二者一起煮了。还没上桌,已是香味扑鼻。那香,是复杂的,包括嫩包谷的甜香,也包括南瓜的清香。

三下五除二,顾不得烫嘴,一大碗已经下了肚腑,感觉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香的了。安逸,舒坦。

在我的老家,其实有三种粑粑。

五月新麦收割以后,家家都要蒸“发面粑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圆馒头。也有加盐菜馅、洋芋馅、眉豆馅、豇豆馅的,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菜包子。

用来发酵的都是自家留存的老面酵子。若是没有了,清晨带个大碗或是盆之类,去竹林里收集竹叶尖的露水,调和面粉之后,制成所谓的“酵子”,一次用不完的晒干存起来,就是以后可以用的“老面酵子”。

和面、揉面、发酵、醒面,一系列程序完成,将面团整成圆柱状,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剂子,再揉成圆粑粑。竹蒸笼里垫上洗干净的芭蕉叶,圆粑粑排上去,盖盖,放大铁锅里蒸。待铁锅里水咕嘟咕嘟冒大泡,蒸汽白茫茫升腾的时候,也就蒸好了,白白胖胖的发面粑粑就可以出锅了。

新麦面第一次做的发面粑粑,是要先拿来敬天老爷的。印象中,外婆最讲究这些。发面粑粑蒸好后,端一张木桌放院里,盛一大碗粑粑放桌上,嘴里念叨几遍“天老爷保佑尝新”后,人才能开始吃。

小时候常在外婆家玩,每次拿发面粑粑敬天老爷,都是六舅舅的活儿。平时看起来老实话少的舅舅,也有顽皮的时候。他把桌子搬到外婆指定的位置,粑粑端到桌子上后,先自己抓一个就往嘴里塞,边嚼边模糊不清地说:“等我这个老爷先尝尝好不好吃。”外婆看到,手里抓起一把竹刷子,扬着,边撵舅舅边骂将起来。舅舅则边跑边回头望,没等外婆追上,粑粑已没了踪影。外婆追不上,只得悻悻地扔了竹刷子,恭恭敬敬立到桌前,给天老爷赔罪。

用老面酵子制作出来的发面粑粑,筋道有嚼劲,口感丝毫不比工业化的酵母做出来的馒头差。露水加麦面,变魔术般,变成了既可以上饭桌,又可以带到田间地头的发面粑粑。农民的智慧,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都是在柴米油盐中煎熬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

夏末秋初的时候,另一种粑粑——包谷浆粑粑就上市了。挑青壳、将老未老的包谷棒子,掰下来,去壳和包谷须,脱包谷粒,上石磨。家家几乎都有小青石磨,一个人用勺子往磨眼里喂包谷粒,另一个人抓着T型木柄推磨,随着小石磨咯吱咯吱作响,黄白色的稠包谷浆先是逐渐挂满磨沿,继而填满磨槽,最后流落到槽口下的盆或者木桶里。

包谷还是嫩包谷,磨浆时不需要加水,太稀的浆包粑粑不好包,味道也会变得寡淡。有的地方烙包谷粑粑,嫩包谷浆先拿来发酵,我们不发酵,发酵的浆做的粑粑香甜味减弱,还有一股酸味。也有的另外加面粉、红薯粉。但,都没有纯包谷浆做出来的好吃。

浆磨完,就轮到包粑粑了。我们家在低山,奶奶和母亲习惯采油桐叶或者芭蕉叶包;外婆家在高山,她喜欢到晒场边采青桐叶包。叶片事先洗干净沥水,舀浆到叶片上,沿叶轴中线左右两边抹开,中线厚,两侧薄,再填上事先拌好的馅儿,叶片沿中线对折合拢,手拍拍,贴到大铁锅锅沿上,直至贴满整个锅壁。起火,盖锅盖烙。火候掌控要好,太大会烙糊,太小又影响口感。中途取锅盖,将所有的粑粑翻面。再烙一会儿,等香味从锅盖里散发出来,便可以熄火、开吃了。

柴火灶、大铁锅烙出来的包谷浆粑粑,去除外面的叶片,露出两面焦黄,覆着一层焦香的壳,整个看上去,就像是黄金打造的一条条鲤鱼。趁热掰开来,壳里是柠檬黄的固态浆,咬上去嫩嫩的;再往里则是冒着热气和香气的馅料,有的是腊肉丁夹杂眉豆末或者豇豆末,有的是辣椒块夹肉丁,有的是茄子末肉末……主角都是菜园里随手可得的菜蔬。也有不夹馅儿,就烙纯包谷粑粑的。

纯包谷粑粑一顿吃不完,下顿可以切成条,配上当季的南瓜、白菜、青椒什么的煮成汤汤水水,味道好自不必说,也适宜消暑气。这其中,包谷粑粑条与南瓜块是最配的。记忆里,奶奶煮的南瓜包谷粑粑最好吃,嫩包谷的香和南瓜的香互为融合,连汤汁都是香甜浓郁的,每次吃起来,恨不得刮锅底,恨不得连碗也吞了。

第三种粑粑是米花粑粑。米花粑粑一般只在过年的重要日子才有得吃,也不是家家会做,因为米花粑粑是用糯米做的,高山没水田,低山虽有水田,家家也不过鞋垫儿大一块,种籼稻粳稻还不够呢。

会盘算的主妇,种稻谷时在水田的角落会种上少许糯稻,或者攒鸡蛋,拿来跟人家换两三升糯米。年前晴好的日子,糯米泡胀,上木甑蒸熟。取干净的大圆竹匾,还有给米花粑粑定型的竹圈圈。竹圈圈铺在竹匾里,勺子舀一勺热气腾腾的糯米到竹圈圈中,铺平、压实。空出竹圈圈,再舀、铺、压实。如此类推。定型好的米花粑粑端到晒场上,晒得翘边,翻面再晒,直至晒干。

米花粑粑定型时,糯米必须趁热,凉了往往黏得到处都是。这便要求手法娴熟。奶奶做米花粑粑是一把好手,动作麻利,就跟变戏法儿似的,一匾一匾地往外端,做完甑子还是热的。当然,手法慢的脑袋瓜灵活也行,有的人糯米蒸熟后只是灭了柴火,并不把甑子从锅里取出来,借着锅底水的热气保温,也能凑合着做完。

晒干的米花粑粑,吃之前拿来油炸,一颗颗米蓬松起来,原来硬实的白米花粑粑变得丰满了些,白中透着微微的黄,嚼起来酥脆、醇香,算是童年比较稀奇的一种小吃食。巧手的主妇做出来的米花粑粑炸出来不散架,做得不好的,还在锅里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对各种粑粑的回味里,不知不觉,干完了第二碗南瓜块煮包谷粑粑。平底锅煎的包谷粑粑,还是少了柴火灶、大铁锅、植物叶片赋予的特有滋味。在熟悉又陌生的气味里,那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那栋青瓦泥巴墙的老屋,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都清晰又模糊地浮现出来。而那个煮南瓜包谷粑粑最好吃的人,已经在竹林里睡了二十五年,并在我的梦里,渐渐远去……

之二:蜜蜂记

两老从山里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十二斤土蜂蜜。这蜂蜜,有十斤是我们找舅舅买的,另外两斤母亲说是舅舅送的。

舅舅家自产纯正土蜂蜜,已经有些年头了。蜜蜂从野外而来,都是舅舅做的蜂箱给了它们家,给了它们遮风蔽雨、繁衍后代的地方。而它们回报的,则是黄澄澄、甜滋滋、透着花香的蜜呀。

“嗡嗡嗡嗡……”

在我的印象里,还能记起山里农村是怎样“招蜜蜂”的。晴好的日子,总会有一只、两只小蜜蜂飞到房前屋后,嗡嗡地,扇着翅膀,似乎在寻找、打探什么。舅舅说,它们是蜜蜂部队派出来的侦察兵。像这样的侦察兵会有很多,有的负责寻找花源,有的则负责寻找适合安家的地方。后者,舅舅把它们叫“相蜜蜂儿”。小小的蜜蜂,在阳光下闪着光,变得晶莹剔透,舅舅眯缝着眼睛看它们的样子,就跟说出这儿话音一样,无限温柔。

每一只相蜜蜂儿,背后都是一群“嗡嗡嗡”,都是香喷喷、甜津津的蜜,都是鲜亮亮、红艳艳的票子呀!

舅舅农闲的时候,自制了好些蜂桶。最老式的蜂桶都是圆柱体,故而称为桶,没有底座,桶身由木板箍成,桶盖则是事先寻了大花栎树剥下树皮铺平、晒干,再锯成圆盘状盖上,桶身上凿有方便蜜蜂进出的口子。当然,随着信息的大量涌入,也纯用木板做了一些养洋蜂用的那样的四棱柱蜂箱。这些蜂桶蜂箱,都被舅舅搁在他家屋后山岩的缝隙里。远望去,好似潜伏的瞭望兵,时刻候着目标出现。

舅舅又有自制的招蜜蜂的工具,不过是一截竹筒,一端完全开口,另一端留有竹节疤,中间开一小孔可透光即可。舅舅拿着工具,跟着观察飞上门来的相蜜蜂儿,等它们落到墙壁上歇息时,猫一样轻手轻脚蹑过去,竹筒敞开的那端对准蜜蜂罩上去,估摸着蜜蜂寻着另一头小孔的光线飞到另一端时,迅即抬起竹筒,手掌封住敞口端,径直向那些准备好的蜂桶蜂箱走去,把竹筒里的相蜜蜂儿送进其中之一。人家要是相中了,便会飞回去再邀些同伴过来,再相,颇有点老式相亲的味道,媒人牵线后,女方还要派人上门打探一番。如若都满意,某一天,女方带着新娘就上门了,一片乌压压的“云”,伴随着“嗡嗡嗡”犹如战斗机发动机的声响,由远及近,集体落到近处的梨树上,“嗡嗡嗡”一阵,再有条不紊地入住那相好的蜂桶蜂箱。

接下来,扎下根的蜜蜂们开始忙忙碌碌,采花粉的采花粉,产卵的产卵,孵化的孵化,喂食的喂食……

大山是植物的王国,更是花的海洋。农田里的菜花、豌豆花、胡豆花、洋芋花、紫云英,房前屋后的梨花、桃花、杏花、李花、枣花,山上的野樱花、野棉花、槐花、黄荆条、小飞蓬、各种地丁……有名儿的,无名儿的,都是土蜜蜂取之不尽的蜜源。也是神奇,普通的花粉经过它们的口器和一系列操作,居然化为蜂蜜,具补中、润燥、止痛、解毒之功,可供人们直接食用,或是药用,或是辅为他用。

其实,把蜜蜂招进蜂桶蜂箱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舅舅说,还要提防蚂蚁等虫子溜进去偷蜜,或是马蜂等杀了蜜蜂占了巢穴,或是底板不卫生生了绵虫,或是蜜蜂对环境不满意集体出逃,这便要经常观察。要用干刷子清洁蜂桶蜂箱底板及周围,时不时地把干艾蒿点燃,用烟熏一熏蜂桶蜂箱,让蜜蜂变得温顺、亲近人。若蜂桶蜂箱里蜜蜂繁殖过多过满,及时给它们分桶分箱,蜂蜡里蜜满时,及时把蜜弄出来处理,同时又不能太贪心,得给它们留蜜作食物,尤其是冬天不产蜜,更要给蜜蜂们留够蜜以安全过冬。

从制作蜂桶蜂箱,到招蜜蜂进去,到日常管理,再到将蜂蜡取出滤出蜂蜜,所有的环节,都是舅舅一个人。在我眼里,舅舅虽在农村,却是一个能干人,除了日常农活,会烧青瓦红瓦,会捕蛇术,会治蛇咬伤,会吹唢呐敲锣打镲拉弦子。舅舅就像他养的蜜蜂一样,为了一家四代人的生活,连轴转着,从不知道说累诉苦。

舀了一勺舅舅家的蜂蜜,兑温水,蜂蜜遇水即溶化,入口甜中夹带花香,的确是好蜜。父亲却忧心忡忡,原来是为舅舅蜂蜜的销路担心。这些年来,舅舅家的土蜜蜂,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由最初的一两桶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二十九桶,他屋后的山岩缝隙,他屋旁的密林里,全是蜂桶蜂箱。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产了一百多斤蜜,卖了一半,屋里还积着七十几斤没有买家。而蜂桶蜂箱里,蜜还在不停产着呢,一直要到秋凉冬初才不会有蜜产出。

我笑父亲杞人忧天,纯正的蜂蜜又没有保质期,怕什么呢?父亲接下来的讲述,我的耳畔不觉又“嗡嗡嗡”起来。

今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被生活裹挟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感受。舅舅是上门女婿,好不容易把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了,房子重建了,结果老丈人走了,大儿媳生下女儿不久跑了,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做苦力,自家媳妇儿患癌症手术了……磨了这些年,日子在跌跌撞撞中行了老大一截,舅舅进入花甲之年。现在,老丈母娘身子完全垮了,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难;家里养的母猪本是经济来源之一,先是假孕错过了猪崽高价期和需要高峰期,接着产下的猪崽死的死,剩下的也卖不出去,只好留着自己养;养的两头大年猪呢,骤起上吐下泄,来不及反应接连死去;两场巨型狂风,又把田里未成熟的包谷给碾成了铺田的地毯……

如此一来,舅舅可不就指望着卖蜂蜜的收入?那些嗡嗡的蜜蜂,可不就是舅舅的救命稻草?

越想越堵得慌。我又从舅舅那里购买了几斤蜂蜜送亲朋,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我们想尽办法帮忙宣传蜂蜜,只不过,现在到处经济不景气,亦收效甚微。

偏偏昨天,母亲给舅舅打电话后告诉我,连续的暴晒高温无雨,舅舅的蜜蜂们集体出逃,歇在了水源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如数返回,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熬下去。

一时,脑子里全是密密麻麻的蜜蜂,“嗡嗡嗡……”

之三:元藿记

玩泥巴多天,终于把整理菜盒提上了日程。今天的目标是,将母亲种的元藿起出来,重新配土、下底肥、栽种。

元藿是前年下年里,母亲从山里老家带回来的根茎种的。那些根茎,又是挖自外婆家、舅舅家。

母亲每次从山里回来,都喜欢带点活的植物种起来。

最初,我还在塔城住,她带回来的是芍药,在舅舅家的稻场边挖的根,好大一坨。父亲还专门买了两个大紫砂盆,种在了楼顶。然而,活是活了,几年也没见开过花。据说“春分芍药不开花”,许是挖回来的时节不对。

后又弄回了玉簪花,其时我已搬到现在住的地方。玉簪花喜阴凉潮湿,我的那个露台是典型的西晒,虽将之藏在大花盆、高树花之间,它也日渐消瘦,最终不了了之。

母亲不死心,从外婆的邻居家讨了吉祥草回来,说那玩意儿皮实、好活。倒也是,几年来就换过一次盆,平时都没管过它,却也长得茂盛,紫红的花开起来密密麻麻,一串串的,好似一种大花惠兰的花。

一看有戏,母亲再回来带回了四季果,还说是耄耋之年的外公用锄头给挖的。四季果活得不错,橙红的果实饱满圆润,仿佛一颗颗红玉珠点缀在绿叶之间,只是,往往吸引的不止是人的目光,路过的雀儿们停留下来,饱了口福。

父亲百度得知芍药应该九、十月间移栽,于是,他们秋天带回来的芍药赶上移栽的时节。次年五月,花开得红艳艳的,招蜂引蝶,自然也得到了母亲的青睐。

最终,母亲把目光转到了可以吃的东西上。先是从舅舅家挖回大扁韭、小扁韭,小菜盒都种了六盒。别人家都是买韭菜炒鸡蛋,或是当作料,我们家动不动就是一大碗韭菜鸡蛋汤,或者一大盘孜然炒韭菜。又带回了紫苏,还是两种,一种叶面、叶背全是紫色,一种叶面灰绿色、叶背紫色,边缘褶皱甚是明显。带回的紫苏作母本,母亲收了一小罐种子,每年都要种上好些,新鲜紫苏叶拿来煎鱼或是做鱼火锅,晒干的叶片拿来烤鱼、烤羊排,都别有一番风味。

终于轮到说说我今天挖的元藿了。前年母亲他们带回来时,还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连带带了几蛇皮袋枯树叶、腐殖土。我把那个三米长的花箱里的爬藤月季起了,花箱让给他们种元藿。

去年,元藿叶子长得半人高,土里冒出大概十几个元藿,茄紫色的外皮泛着油光,母亲配了青椒炒,勉强够炒一盘,颜色自然好看,味道嘛,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至于母亲心心念念的元藿笋子、元藿花,那都是某年她在外婆家玩时,外婆、舅妈掰了好些做菜给她吃,她回家后啧着嘴跟我们形容有多好吃,也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无论她怎么形容,我们均无法感同身受,体会不出那是怎样一种好吃的滋味。自己种的元藿本就收成不好,哪里还舍得吃笋子和花呢,大概也只有在外婆家、舅舅家,她才能那样肆无忌惮地饱口福吧。

今年极端天气,露台上最高温度接近五十度,高温天持续长久,即便是每天都有浇水,不至于干着,元藿还是眼见着叶子焦黄、枯萎,一个元藿也没见钻出土面。我开玩笑地跟母亲说不如种生姜,至少块茎可以做作料,不像元藿,啥都没有。母亲不死心,说舅舅家的元藿也没出土,应该是还没到时候。我笑而不语,只怕叶子、茎干全萎了,也不会有她想要的东西。

我不是植物学家、农学家,但是想想,山里外婆家、舅舅家都在高山,海拔一千四百多米,而且他们的元藿,据我所知都种在树下、背阴的田坎上。换句话说,元藿当喜凉爽、湿润的环境,我家露台可不是适宜它生存的地方。

这些话,我也只是在母亲面前蜻蜓点水般念了念。我知道,她绝不会因为环境的问题,把来自她娘家的元藿淘汰;我也知道,我只是念念而已,也绝不会主动要求她把元藿淘汰。

究其原因,倒不是元藿有多好吃。说老实话,元藿的味道奇特、小众,不管是炒了吃,还是做泡菜,纤维都多,吃起来难得嚼。况且,每到时节,超市和菜场都有卖的,也不见得贵到吃不起的地步。

或许,只是一种念想,一种情怀吧。

就像我自己,在外婆家山林里玩,看到路边一棵小小的柏树苗,莫名就喜欢上了它,就想把它带走。老话说“宅不栽五阴之木”,柏树是老人们忌讳的屋前屋后种植树种之一。我却懒得理这些忌讳,就是喜欢,喜欢就带走,回来种了三年多,要不是我给剃了头,都有我高了,也没见我家有什么糟心事儿。

事后揣度,我是真的喜欢那柏树吗?倒不尽然。每每站在那柏树面前,我看到的是柏树,想起的,却是那一片山林,山林里,风悠悠,树叶簌簌地落,山林的一方小洼地里,露出黛青的瓦、土黄的墙,猪在哼,狗在吠,鸡在叫,袅袅青烟盘旋而上……

所以,我觉得,母亲这些年带回来的那些活的植物,包括元藿,她也不一定是非要看、非要吃,也不一定是非觉得好看、非觉得好吃。它们,只不过统统来自她的娘家,她出生、长大的那方水土,给予它们的,是她的父母和一母同胞。带回它们,种着、养着它们,或许并不是为了欣赏,为了那张嘴,只是保留一份念想,保留一种链接,保留一个线头,她在这边牵起线头,那头,连着的是她的血脉、她的根。

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总结,母亲种的岂止是元藿,她种的,乃是一种情怀,一种寄托,一种对故土、亲人的执着怀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挺羡慕母亲的,她还有娘家可回,还有故园可想。而我,老家的房屋早已化为荒芜,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唯在梦里,就是在梦里,亦日渐依稀。父母随我住了多年,我家即娘家,倒省了正月初二携夫回。

母亲站在窗前,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而我,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的母亲把元藿块根重新种下了。换成了大花盆种,夏天便于搬到遮阴的地方,说不定又能长元藿出来。

母亲打完电话出来,见了,很是欢喜。她欢喜,我,也便欢喜。

之四:黄荆记

从露台进来,正好碰上母亲在问父亲要块玻璃,说是晒酱用。

母亲喜欢做胡豆酱。以前没有露台,她都是做闷酱。自从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房外有个几百平米的露台,她便改成做晒酱。

下酱的辣椒都有讲究,说是白露过后的好,故而,每每白露一过,母亲的酱缸就顶着一块玻璃,神气地上了露台的墙垛,青铜色的釉,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要不了多久,一股浓郁的胡豆酱酱香,便会四散开来。

母亲如今做胡豆酱,胡豆酱瓣都是舅妈做好后给的。也是,钢筋水泥笼子,哪里搁得下那么多物什,何况,也难得找到沤酱瓣所需的黄荆棵子。

当年,母亲还在老家住的时候,她可都是自己种胡豆、沤酱瓣。故乡黄褐色的大地总归是养人的,种下十几窝胡豆,到头来可以收下一筐胡豆米,足够母亲做酱了。而在故乡的原野上,黄荆棵子跟狗尾巴草、打碗碗花一样普通,属于低贱的植物。低贱却不卑微,田边、地头、林子浅处,甚至是峭壁、墓园,到处都可见它的身影。它皮实、耐活,一到夏天就伸出一穗穗紫色的花穗,招蜂引蝶来着。

不过,沤酱瓣需要的黄荆棵子相对较多,母亲又比较挑剔,总是要河对岸南坪岭上的。那片林子,单是提起来就怪瘆人的,即便是大夏天,亦会后背冒冷气,因为林子里有着一座座坟堆,已经坍塌的、刚刚新砌的,一眼望去,都是。

那年,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上学。一个阳光刺眼、知了猴都歇息了的午后,母亲吩咐我去南坪岭上摘些黄荆棵子回来供她沤酱瓣。我一听,头皮都发麻了,可是,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如若不给她摘回来,只怕又要“死丫头、死丫头”地骂个不停,搞不好,还会爆栗子上头。只得戴上草帽,无精打采地上路了。

太阳在天上烤着,大地在下面烫着,村里最勤劳的人大概也歇在家里,路上、田间没有人。过了小河,经过三儿家门口,他家的大黄狗头和前爪趴在雕花石门坎上,眯着眼睛假寐,见我过来,半张开眼睛瞟了一眼,继续眯着,几根金针一般的胡须,微微颤抖着。我喜欢看三儿他们家的房子,那是全村仅有的四合院,莫说木门、石门坎、窗棂和二楼的走廊均雕着好看的花纹,就是天井里铺的青石,亦是雕着云纹的。有次他家过事,跟着奶奶去吃过席,曾认真地瞧了又瞧。他爹读过私塾,在我们村里,算是文化人。大概也只有这样的文化人,才配住那样好看的四合院吧。

四下无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方才继续往前走。经过祠堂前的大稻场,远远瞧见宋家的王奶奶坐在堂屋的木椅上,做着针线活儿。那是个面皮白净、慈眉善目的女人,比较喜欢我,曾在我跟母亲去磨面时,塞给我一个大麻饼。

过了祠堂,沿着沙石小路折向南坪岭的那片林子。因为着实不愿去,脚步拖拉着,塑料凉鞋里都钻进好些沙石,硌得慌。提起脚抖几下,再拖拉着……总算是捱到了林子边。林子其实并不大、不密,奇怪的是,先前热得人大汗淋漓,眼下却是寒意袭来。林子里松树、花栎树居多,母亲需要的黄荆棵子夹杂其间,灰绿色的掌状叶和紫色的花穗后面,掩映着黑黢黢的石头堆,那些石头堆里,躺着一个个陌生的灵魂。

心头开始擂鼓。战战兢兢地挪上前,拽住一根黄荆棵子就折。黄荆棵子茎干四棱柱状,比较脆,“咔”的一声,一根枝条到手,却似烧火棍子一般烫,恨不得给丢地上。可想想母亲发怒的样子,硬着头皮继续折。“咔、咔、咔”的每响一声,仿佛就是一个灵魂在呻吟“疼、疼、疼”。那些歪歪斜斜的石堆,就好像是一只只死鱼样的眼睛,躲在树丛后面,盯着我,盯得我浑身都不自在,从奶奶那儿听来的各种鬼怪故事的主角,纷纷跳将出来……

“哇呀——”伴随着一声怪叫,一只黑色的大鸟扑腾着翅膀,钻出松树树梢,给我吓破了胆,拖起地上的一堆黄荆棵子就逃。风呼呼地从耳畔刮过,草帽给吹得挂在了脖子上,也顾不得拾掇。黄荆棵子扫帚一样拖在地上,好似林子里的鬼魂驾着车追来,身后估摸着腾起长长的黄沙烟雾。又不敢扔,拖着,跑,跑,没命地跑。

过了祠堂,过了三儿家门口,直跑到河边,才停下来,喘着粗气,把草帽给戴好。那捆黄荆棵子已被我拖得灰头土脸,顶端的枝叶和花穗残缺不堪。勉强夹到胳肢窝下,踩着石头过河,爬坡,过水磨溪上的石板小桥,最后给母亲扔到米臼旁,赶紧逃到奶奶屋里,直到母亲骂声停止好久,才敢回家。

母亲洗干净黄荆棵子,晾干。在竹匾上铺上香椿叶,倒上经过炒、去皮、煮和蒸等程序后的胡豆豆瓣,扒拉平整,再盖上黄荆棵的被子,放到角落里发酵一周左右。等胡豆豆瓣长了白霉,牵了长长的丝,去除黄荆棵子,豆瓣装到木盆里剁小一点,再端出去盛到竹匾上晒干,收起来备用。

白露过后,香椿叶或是花椒叶熬水冷却,下准备好的豆瓣,浸泡起来。自家园里摘红辣椒,洗净沥水,剁碎,和着花椒、蒜末等一起下到酱缸里,密封,闷在屋里角落,或是放到晒楼上晒。在酱制成以前,酱缸不准移动,母亲说是动了酱缸酱会酸会坏,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

小时候,母亲做的酱我不爱吃,不爱,不是味道不好,而是怕经历折黄荆棵子的噩梦。好在,上学之后,我就摆脱了这项骇人的差事。自然,也觉着有些菜配上母亲做的胡豆酱,味道非盐和酱油可比。

之五:算盘记

人真是说不清,过去几十年都不爱追剧,而今,却陷入了柳云龙的谍战剧。

正在追的是《暗算》。刚刚看完第二个故事《看风》。在地处荒漠的701,在昏暗的演算大厅里,挤着密密麻麻的演算师,为了求证,为了破译密码,手里的算盘拨得噼哩啪啦响,没日没夜。

也是在这部分剧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算盘,除了我们原来用过的长方形的,还有圆环状的、四面体状的。就是长方的,体型也巨大。

认知局限了想象,从没有想到算盘的世界如此奇妙,又是如此惊心动魄,让人叹为观止。

说到算盘,现在的孩子可能比较陌生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几年级学习珠算来着?让我想想,对了,想起来了,是三年级,近四十年前。

其时,我家还是“半边户”,父亲在教育组当教研员,母亲在家务农,带两岁的妹妹。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一家人难免捉襟见肘,所以,很多事情便是将就着来,譬如说算盘。学习珠算,必须得有算盘这个学习工具。父亲舍不得花钱买,找公家借了一把办公算盘。乖乖,与同学们的算盘比起来,那绝对是盘算中的祖父级别——个头大,珠子饱满,似乎起了浆,栗色油亮的边框还附着铁板保护,整个得有好几斤重。

这对于九岁、个子矮小纤细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可没奈何,我知道自己的家境,只能默默地一边斜挎着书包,一边斜挎着算盘,出门上学,放学归家。父亲所在的教育组借用太坪高中的房子办公、住宿,从太坪高中到两河口小学,我们小孩子连走带跑要四十几分钟,正常走个把小时。那算盘,无论个头还是重量,都与我不匹配,我第一次有了老牛拉犁的感觉。

夏日的一天,放学后有事耽搁,等走完小路下山到了公路,已经暮色四合,河那边的山头还顶着一线血红的霞光。过了卫生院,是一段上坡路,靠山的路边是水沟,水哗啦哗啦流着,另一边则是高坎,离高坎不远是河流,河水的歌声亦隐约可闻。我挎着书包和算盘,一个人靠公路外侧走着。

突然,前方传来如雷的声响,路面都吓得似在颤抖,紧跟着,一辆大货车从前面弯道的竹林里闪了出来。我一时有些慌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往公路里侧跑。悲催的是,踩到了石块,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啃泥,扑起灰黄的尘灰,书包落在身侧,那该死的算盘却横在了我后腰上。我尝试爬起来,却仿佛背了一副石磨盘,动弹不得,手肘和膝盖隐隐作痛。

以为命已休矣,“嗞——嗞——嗞……”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大货车停了,就在我面前不到两尺的距离。有人下了车,俩人,司机和他的同伴,急慌慌地捞起我的算盘,再捞起我,一边帮我拍身上的灰,一边问我有没有受伤,声音就跟风吹的树叶一般,颤微微地,飘忽。

时隔了这么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晚回到家后,冲父亲发了好大一通火。父亲收回公家的算盘,终于给我买了一把学生用的算盘,孙子级别的,小巧,轻便。

而说到算盘,不得不提到我的珠算老师L老师。L老师是民办老师,平时上数学课经常不能自圆其说,到了教珠算,就更是难为他了。等到教在算盘上打666时,他在讲台上演示,嘴里喃喃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随着数字的增加,数位的变化,他的喃喃声渐渐不可闻,手指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拨,又拨多少。折腾半天,算盘上也没有得到666,情急之下,他抹掉已经拨出来的数字,直接拨了一个666出来,糊弄我们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同学们,自己练习打666去。”

他自己都没搞明白呢,更别说学生了。我平时见过父亲单位的会计、出纳打过算盘,又因为好玩儿曾跟着父亲背过口诀,打666,于我来说,不算问题。所以,每每L老师问哪位同学打出来啦?我都是第一个完成的。他也还算有些小聪明,这个时候,就让我到讲台上给同学们演示,一来二去,学习委员的我反倒成了老师。

L老师用算盘打666,成了一个梗,多年后与小学同学聚会时,还经常谈起。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是很不屑他的,倒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打不来算盘。三年级的数学教学,其实很多内容他自己都没搞明白,我常常在课堂上为难他,要么问他一些他根本无法解答的问题,要么,他一讲错,我就举手告诉他讲错了。他倒也没什么脾气,没生过气,也没赶过我出教室,在我眼里,窝囊得不行。

关于L老师,还有一个梗,是姑姑告诉我的。姑姑曾与他同事,那时姑姑刚刚师范毕业。考试试卷都是老师们自己刻钢板油印的,姑姑没有经验,蜡纸往油印机上贴反了,印出来的都是反字。碰巧给L老师看到了,他盯着看了半天,说:“唉呀,你好厉害啊,还会反着刻字……”姑姑讲起的时候,我都还能忆起L老师的样子,愚笨又好笑。

关于算盘,其实我并不喜欢,小学课本珠算内容非常简单,与其天天背着算盘拨来拨去,还不如我口算来得快,彼时,我对自己的口算能力相当自信。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珠算这门课程,更因为“算盘爷爷”差点让我没了小命,父亲要教我用算盘打减法、乘法时,被我给断然拒绝了。

时代总是在发展,随着计算器、电脑、手机等的普及,算盘离我们越来越远,差不多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想到的是,在《暗算》之《看风》章节,能见识那么多算盘,见识那么多算盘高手,见识那么多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生命、家庭、爱情乃至一切的人,他们有着单纯又坚定的信仰,灵魂素洁又崇高。

不免有些自惭形秽。有因才有果,很多事情,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吧,L老师一介草民,也有他的苦衷。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敬畏之心还是应该有的。

岁月不饶人。岁月,终是能饶人。

之六:听雨记

大约夜半时分,落雨了。

说是夜半,也是估摸着的,只因觉着似乎睡了很久,久得全身多处关节疼痛酸乏。窗帘半掩,外墙上的装饰灯灯光惨兮兮地白,稍远处,江对岸的霓虹定还亮着,映得夜空半边朦朦胧胧地红、黄、蓝变幻着。

单看这夜色,真不确定什么时间了。

静。天地之间,没有楼下孩童嬉闹的笑声,没有旁边大妈们跳舞的乐声,没有对岸练嗓子男女的歌声,就连平时打架吠叫的野狗,还有尽情呢喃的秋虫,都悄无声息的。

唯一的声响,是“沙沙沙沙”,雨落对面别墅屋顶、窗外玉兰树梢的声音。因为静,倒显得清晰。细听起来,雨应该不大,却密。

久旱。雨仿佛也觉着对不起人,选择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潜入人间,细细地冲刷着屋顶、树头、草尖的尘垢。许是钢筋水泥太多,嗅不到雨打湿大地的土腥气。

要想闻到雨打湿大地的土腥气,得去农村,最好还是老式的土屋:土墙,木椽,青或红的土烧瓦。

那是什么时候?

记忆的线头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五六岁的样子。大约也是夜半时分。我睡的时候,父亲还在帮母亲推大石磨磨包谷面,满满的一簸箩包谷粒,一圈一圈石磨推下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我是被父亲母亲上楼的声音惊醒的,准确地说,是父亲碰到了楼梯口的柜子,“咚”的一声,把一旁卧着的我给从睡梦里拽了出来。

我没有动弹,也没有作声,依然侧卧着,看土墙上、蚊帐上父亲母亲的影子,母亲在后面端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随着人走动挪动,拖着光晕,墙上、蚊帐上的影子也似乎是拖着过去的,有点像皮影儿。

“吱呀”一声,他们进了侧屋,关了木门,昏黄的光团变成几条线,继而随着“扑”的一声,那光亮的线也没了,屋子里陷入黑暗。父亲母亲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缝里钻过来:

“她……还那么小……却要她去……”

“那……不是没办法吗?跟……都说好了……”

间杂着母亲隐忍的啜泣。

我们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外工作,只有农忙的时候会抽空赶回来帮忙。这次回来急匆匆地,又急匆匆地要走,还要把我带走,只是为了一件事。白天奶奶他们商量的时候,我装作在门口玩石子,偷听到了一些,好像是要我随父亲去医院做检查、装聋子。

我的两只耳朵,虽然两三岁时都患过很长时间的中耳炎,但并不聋呀,为什么要装聋子呢?关于这一点,我着实猜不透。要做什么检查?疼不疼呢?医生可怕吗?一时,种种问号,白天里在脑子里浮了好多次,夜半时分,又一次浮了出来。

“呼——哗——”起风了,风从瓦缝里溜了进来,吹得蚊帐微微颤动,挂钩轻轻磕碰。紧跟着,“答”,似有谁的小手轻叩青瓦;“答、答”,又叩了两声;“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终是性急,接连叩起来;到了最后,便成了噼哩啪啦,连成了一片。青瓦质地粗糙,又是弧形的造型,雨点急落,犹如击缶,声音沉闷些许,且带着余韵。一时,天地之间,好似在演奏一场古乐。古乐声里,山川、田野特有的草木泥土气息,在风雨的裹挟里,卷进了黑暗的土屋之中。

听着,听着,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被母亲推搡着叫醒时,天光已经透过明瓦映了进来,灰蒙蒙的,雨声比夜里响亮,隐约听到对门沟里水的咆哮声。屋里有了凉意,不觉打了个寒噤,赖着不想起床。是呢,起来了就要跟父亲走,我还没想明白呢。

母亲先是哄着说给我煮了荷包蛋,我不动;又拿起一件崭新的花衣衫哄我穿,那时可是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呢。禁不住诱惑,任由母亲给穿上,扭扭捏捏下了楼,吃荷包蛋。

雨丝毫没有停的样子。端着碗,站在堂屋门口往外望,对门的石壁上,挂着浊黄的水帘,还在不停翻卷。院坝的低洼处积了厚厚的水,雨点砸上去,立刻旋出一个个琉璃盏。

母亲在一旁叮嘱着,要听父亲的话,父亲教怎么做就怎么做……荷包蛋瞬间不香了,我放下碗,坐在灶门口,又不愿走了。

奶奶冒雨顺着阶檐跑了进来。我是怕奶奶的,她总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可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愿跟父亲走。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不聋呀,为什么要装聋子呢?

奶奶脸一虎,拍了一下我的头,“快跟你爸爸走!你不想要弟弟了吗?”要弟弟跟装聋子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不管我想不想得明白,最终,我也只得哭泣着,撑着一大把黑伞,跟着父亲出了门。

依稀还记得那是个中年男医生。先是用电筒照照我的左耳,又照照右耳,问我一些话。我都假装没听见,不回答,只是傻傻地看着他。他又掏出镊子,夹取我耳朵里的疖,那个疼呀,至今想起还隐约觉着耳心里疼。可是当时,我还是傻子一样,没有吭声。

父亲母亲拿到了准生证。八四年的秋天,我有了一个妹妹。

那又是什么时候?

一九九六的夏天。仍然是夜半时分。正在兴建的茅坪新县城,就是一个大工地。工地上彻底未休,工人几班倒地干活。虽已是半夜过,机器的轰鸣声依然不绝于耳。

我们一家四口挤在父亲单位分的简易房子里,外隔间既会客,又做饭、吃饭,内间里一张一米五的大床,靠门一张一米二的折叠床,柜子、箱子挤得满满当当。父亲的鼾声一如打雷,母亲的鼾声一如微风吹过,妹妹的腿又搭上了我的腰,推下去,一会儿又搭上来。

我辗转反侧。寒窗十余载,黑色的七月终于走过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坐在考场里全身发抖,内心是怎样的忐忑;只有我自己知道,交上去的那一份份答卷,又是什么样子;也只有我自己知道,眼睛生疼、奇痒、畏光、流泪,伴随眼源性头痛,答卷前滴了收缩血管的眼药水,药水作用选择性不强,以致眼球半天才能转动才能勉强答卷的狼狈……

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来得迅猛,来得激烈,打在简单房的石棉瓦上,犹如打的一记记闷拳;打在库房的铁皮顶上,则轰轰烈烈,好似鞭炮齐鸣;又随着风,一番番斜打在窗棱上、窗玻璃上、红砖墙上,风声和着雨声,就像是波涛起伏,我们身在船中;简易房一溜排,门前屋后都留有排水沟,一时,屋檐水哗啦啦地注,水沟里的水你推着我我搡着你,喧闹着奔向远处;工地上到处是翻挖、裸露的泥土,雨水冲击过后,那股子土腥气钻进四处漏风的屋里,远比老家土屋里闻到的浓烈、刺鼻。

不用想,该来的自然会来,不会是什么好果子。父亲一人工作,工资微薄;母亲大字不识几个,在城里也只能干点下力活;妹妹年幼,小学还没毕业;自己,又患春季卡他性结膜角膜炎,每年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倍受折磨,医生的建议无非是少用眼。如此,不管是怎样坏的果子,我都得接着,复读的路,是万万走不通的。至于未来,该是先工作自谋生路,给家里减轻负担吧。谁又能预料,谁又能说清呢?

九月,终是上了医学院,念了五年的临床医学,没有考研,毕业即工作了。

雨,一直细细密密、不紧不慢地织着,那股子心态,颇像而今的自己。斜靠在床头,无法再入睡,静静地听雨,想这一路走来的几十年的人生。

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如是写道: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夜半的雨,下到天明仍未停。夜半始听雨,听到天明仍未休。只是已不再年少,窗户紧闭,仍觉四处透风,锁骨、肩头一圈的骨头,凉沁沁地疼,踝关节一周,亦是。

是那种,再热的水也温不暖的,疼。是那种,历经风风雨雨、生离死别,习以为常,安然共存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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