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粑粑记
两位老人从山里老家回来，带回一些嫩包谷浆。嫩包谷是三舅舅种的，掰了好些带到外婆家，磨了一大桶浆，他们做粑粑吃了些，其余的都带给我们。
母亲取平底锅煎了些包谷浆粑粑，待冷却后切成指宽的条状，又切了舅舅给的南瓜，二者一起煮了。还没上桌，已是香味扑鼻。那香，是复杂的，包括嫩包谷的甜香，也包括南瓜的清香。
三下五除二，顾不得烫嘴，一大碗已经下了肚腑，感觉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香的了。安逸，舒坦。
在我的老家，其实有三种粑粑。
五月新麦收割以后，家家都要蒸“发面粑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圆馒头。也有加盐菜馅、洋芋馅、眉豆馅、豇豆馅的，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菜包子。
用来发酵的都是自家留存的老面酵子。若是没有了，清晨带个大碗或是盆之类，去竹林里收集竹叶尖的露水，调和面粉之后，制成所谓的“酵子”，一次用不完的晒干存起来，就是以后可以用的“老面酵子”。
和面、揉面、发酵、醒面，一系列程序完成，将面团整成圆柱状，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剂子，再揉成圆粑粑。竹蒸笼里垫上洗干净的芭蕉叶，圆粑粑排上去，盖盖，放大铁锅里蒸。待铁锅里水咕嘟咕嘟冒大泡，蒸汽白茫茫升腾的时候，也就蒸好了，白白胖胖的发面粑粑就可以出锅了。
新麦面第一次做的发面粑粑，是要先拿来敬天老爷的。印象中，外婆最讲究这些。发面粑粑蒸好后，端一张木桌放院里，盛一大碗粑粑放桌上，嘴里念叨几遍“天老爷保佑尝新”后，人才能开始吃。
小时候常在外婆家玩，每次拿发面粑粑敬天老爷，都是六舅舅的活儿。平时看起来老实话少的舅舅，也有顽皮的时候。他把桌子搬到外婆指定的位置，粑粑端到桌子上后，先自己抓一个就往嘴里塞，边嚼边模糊不清地说：“等我这个老爷先尝尝好不好吃。”外婆看到，手里抓起一把竹刷子，扬着，边撵舅舅边骂将起来。舅舅则边跑边回头望，没等外婆追上，粑粑已没了踪影。外婆追不上，只得悻悻地扔了竹刷子，恭恭敬敬立到桌前，给天老爷赔罪。
用老面酵子制作出来的发面粑粑，筋道有嚼劲，口感丝毫不比工业化的酵母做出来的馒头差。露水加麦面，变魔术般，变成了既可以上饭桌，又可以带到田间地头的发面粑粑。农民的智慧，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都是在柴米油盐中煎熬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
夏末秋初的时候，另一种粑粑——包谷浆粑粑就上市了。挑青壳、将老未老的包谷棒子，掰下来，去壳和包谷须，脱包谷粒，上石磨。家家几乎都有小青石磨，一个人用勺子往磨眼里喂包谷粒，另一个人抓着T型木柄推磨，随着小石磨咯吱咯吱作响，黄白色的稠包谷浆先是逐渐挂满磨沿，继而填满磨槽，最后流落到槽口下的盆或者木桶里。
包谷还是嫩包谷，磨浆时不需要加水，太稀的浆包粑粑不好包，味道也会变得寡淡。有的地方烙包谷粑粑，嫩包谷浆先拿来发酵，我们不发酵，发酵的浆做的粑粑香甜味减弱，还有一股酸味。也有的另外加面粉、红薯粉。但，都没有纯包谷浆做出来的好吃。
浆磨完，就轮到包粑粑了。我们家在低山，奶奶和母亲习惯采油桐叶或者芭蕉叶包；外婆家在高山，她喜欢到晒场边采青桐叶包。叶片事先洗干净沥水，舀浆到叶片上，沿叶轴中线左右两边抹开，中线厚，两侧薄，再填上事先拌好的馅儿，叶片沿中线对折合拢，手拍拍，贴到大铁锅锅沿上，直至贴满整个锅壁。起火，盖锅盖烙。火候掌控要好，太大会烙糊，太小又影响口感。中途取锅盖，将所有的粑粑翻面。再烙一会儿，等香味从锅盖里散发出来，便可以熄火、开吃了。
柴火灶、大铁锅烙出来的包谷浆粑粑，去除外面的叶片，露出两面焦黄，覆着一层焦香的壳，整个看上去，就像是黄金打造的一条条鲤鱼。趁热掰开来，壳里是柠檬黄的固态浆，咬上去嫩嫩的；再往里则是冒着热气和香气的馅料，有的是腊肉丁夹杂眉豆末或者豇豆末，有的是辣椒块夹肉丁，有的是茄子末肉末……主角都是菜园里随手可得的菜蔬。也有不夹馅儿，就烙纯包谷粑粑的。
纯包谷粑粑一顿吃不完，下顿可以切成条，配上当季的南瓜、白菜、青椒什么的煮成汤汤水水，味道好自不必说，也适宜消暑气。这其中，包谷粑粑条与南瓜块是最配的。记忆里，奶奶煮的南瓜包谷粑粑最好吃，嫩包谷的香和南瓜的香互为融合，连汤汁都是香甜浓郁的，每次吃起来，恨不得刮锅底，恨不得连碗也吞了。
第三种粑粑是米花粑粑。米花粑粑一般只在过年的重要日子才有得吃，也不是家家会做，因为米花粑粑是用糯米做的，高山没水田，低山虽有水田，家家也不过鞋垫儿大一块，种籼稻粳稻还不够呢。
会盘算的主妇，种稻谷时在水田的角落会种上少许糯稻，或者攒鸡蛋，拿来跟人家换两三升糯米。年前晴好的日子，糯米泡胀，上木甑蒸熟。取干净的大圆竹匾，还有给米花粑粑定型的竹圈圈。竹圈圈铺在竹匾里，勺子舀一勺热气腾腾的糯米到竹圈圈中，铺平、压实。空出竹圈圈，再舀、铺、压实。如此类推。定型好的米花粑粑端到晒场上，晒得翘边，翻面再晒，直至晒干。
米花粑粑定型时，糯米必须趁热，凉了往往黏得到处都是。这便要求手法娴熟。奶奶做米花粑粑是一把好手，动作麻利，就跟变戏法儿似的，一匾一匾地往外端，做完甑子还是热的。当然，手法慢的脑袋瓜灵活也行，有的人糯米蒸熟后只是灭了柴火，并不把甑子从锅里取出来，借着锅底水的热气保温，也能凑合着做完。
晒干的米花粑粑，吃之前拿来油炸，一颗颗米蓬松起来，原来硬实的白米花粑粑变得丰满了些，白中透着微微的黄，嚼起来酥脆、醇香，算是童年比较稀奇的一种小吃食。巧手的主妇做出来的米花粑粑炸出来不散架，做得不好的，还在锅里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对各种粑粑的回味里，不知不觉，干完了第二碗南瓜块煮包谷粑粑。平底锅煎的包谷粑粑，还是少了柴火灶、大铁锅、植物叶片赋予的特有滋味。在熟悉又陌生的气味里，那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那栋青瓦泥巴墙的老屋，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都清晰又模糊地浮现出来。而那个煮南瓜包谷粑粑最好吃的人，已经在竹林里睡了二十五年，并在我的梦里，渐渐远去……
之二：蜜蜂记
两老从山里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十二斤土蜂蜜。这蜂蜜，有十斤是我们找舅舅买的，另外两斤母亲说是舅舅送的。
舅舅家自产纯正土蜂蜜，已经有些年头了。蜜蜂从野外而来，都是舅舅做的蜂箱给了它们家，给了它们遮风蔽雨、繁衍后代的地方。而它们回报的，则是黄澄澄、甜滋滋、透着花香的蜜呀。
“嗡嗡嗡嗡……”
在我的印象里，还能记起山里农村是怎样“招蜜蜂”的。晴好的日子，总会有一只、两只小蜜蜂飞到房前屋后，嗡嗡地，扇着翅膀，似乎在寻找、打探什么。舅舅说，它们是蜜蜂部队派出来的侦察兵。像这样的侦察兵会有很多，有的负责寻找花源，有的则负责寻找适合安家的地方。后者，舅舅把它们叫“相蜜蜂儿”。小小的蜜蜂，在阳光下闪着光，变得晶莹剔透，舅舅眯缝着眼睛看它们的样子，就跟说出这儿话音一样，无限温柔。
每一只相蜜蜂儿，背后都是一群“嗡嗡嗡”，都是香喷喷、甜津津的蜜，都是鲜亮亮、红艳艳的票子呀！
舅舅农闲的时候，自制了好些蜂桶。最老式的蜂桶都是圆柱体，故而称为桶，没有底座，桶身由木板箍成，桶盖则是事先寻了大花栎树剥下树皮铺平、晒干，再锯成圆盘状盖上，桶身上凿有方便蜜蜂进出的口子。当然，随着信息的大量涌入，也纯用木板做了一些养洋蜂用的那样的四棱柱蜂箱。这些蜂桶蜂箱，都被舅舅搁在他家屋后山岩的缝隙里。远望去，好似潜伏的瞭望兵，时刻候着目标出现。
舅舅又有自制的招蜜蜂的工具，不过是一截竹筒，一端完全开口，另一端留有竹节疤，中间开一小孔可透光即可。舅舅拿着工具，跟着观察飞上门来的相蜜蜂儿，等它们落到墙壁上歇息时，猫一样轻手轻脚蹑过去，竹筒敞开的那端对准蜜蜂罩上去，估摸着蜜蜂寻着另一头小孔的光线飞到另一端时，迅即抬起竹筒，手掌封住敞口端，径直向那些准备好的蜂桶蜂箱走去，把竹筒里的相蜜蜂儿送进其中之一。人家要是相中了，便会飞回去再邀些同伴过来，再相，颇有点老式相亲的味道，媒人牵线后，女方还要派人上门打探一番。如若都满意，某一天，女方带着新娘就上门了，一片乌压压的“云”，伴随着“嗡嗡嗡”犹如战斗机发动机的声响，由远及近，集体落到近处的梨树上，“嗡嗡嗡”一阵，再有条不紊地入住那相好的蜂桶蜂箱。
接下来，扎下根的蜜蜂们开始忙忙碌碌，采花粉的采花粉，产卵的产卵，孵化的孵化，喂食的喂食……
大山是植物的王国，更是花的海洋。农田里的菜花、豌豆花、胡豆花、洋芋花、紫云英，房前屋后的梨花、桃花、杏花、李花、枣花，山上的野樱花、野棉花、槐花、黄荆条、小飞蓬、各种地丁……有名儿的，无名儿的，都是土蜜蜂取之不尽的蜜源。也是神奇，普通的花粉经过它们的口器和一系列操作，居然化为蜂蜜，具补中、润燥、止痛、解毒之功，可供人们直接食用，或是药用，或是辅为他用。
其实，把蜜蜂招进蜂桶蜂箱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舅舅说，还要提防蚂蚁等虫子溜进去偷蜜，或是马蜂等杀了蜜蜂占了巢穴，或是底板不卫生生了绵虫，或是蜜蜂对环境不满意集体出逃，这便要经常观察。要用干刷子清洁蜂桶蜂箱底板及周围，时不时地把干艾蒿点燃，用烟熏一熏蜂桶蜂箱，让蜜蜂变得温顺、亲近人。若蜂桶蜂箱里蜜蜂繁殖过多过满，及时给它们分桶分箱，蜂蜡里蜜满时，及时把蜜弄出来处理，同时又不能太贪心，得给它们留蜜作食物，尤其是冬天不产蜜，更要给蜜蜂们留够蜜以安全过冬。
从制作蜂桶蜂箱，到招蜜蜂进去，到日常管理，再到将蜂蜡取出滤出蜂蜜，所有的环节，都是舅舅一个人。在我眼里，舅舅虽在农村，却是一个能干人，除了日常农活，会烧青瓦红瓦，会捕蛇术，会治蛇咬伤，会吹唢呐敲锣打镲拉弦子。舅舅就像他养的蜜蜂一样，为了一家四代人的生活，连轴转着，从不知道说累诉苦。
舀了一勺舅舅家的蜂蜜，兑温水，蜂蜜遇水即溶化，入口甜中夹带花香，的确是好蜜。父亲却忧心忡忡，原来是为舅舅蜂蜜的销路担心。这些年来，舅舅家的土蜜蜂，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由最初的一两桶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二十九桶，他屋后的山岩缝隙，他屋旁的密林里，全是蜂桶蜂箱。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产了一百多斤蜜，卖了一半，屋里还积着七十几斤没有买家。而蜂桶蜂箱里，蜜还在不停产着呢，一直要到秋凉冬初才不会有蜜产出。
我笑父亲杞人忧天，纯正的蜂蜜又没有保质期，怕什么呢？父亲接下来的讲述，我的耳畔不觉又“嗡嗡嗡”起来。
今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被生活裹挟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感受。舅舅是上门女婿，好不容易把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了，房子重建了，结果老丈人走了，大儿媳生下女儿不久跑了，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做苦力，自家媳妇儿患癌症手术了……磨了这些年，日子在跌跌撞撞中行了老大一截，舅舅进入花甲之年。现在，老丈母娘身子完全垮了，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难；家里养的母猪本是经济来源之一，先是假孕错过了猪崽高价期和需要高峰期，接着产下的猪崽死的死，剩下的也卖不出去，只好留着自己养；养的两头大年猪呢，骤起上吐下泄，来不及反应接连死去；两场巨型狂风，又把田里未成熟的包谷给碾成了铺田的地毯……
如此一来，舅舅可不就指望着卖蜂蜜的收入？那些嗡嗡的蜜蜂，可不就是舅舅的救命稻草？
越想越堵得慌。我又从舅舅那里购买了几斤蜂蜜送亲朋，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我们想尽办法帮忙宣传蜂蜜，只不过，现在到处经济不景气，亦收效甚微。
偏偏昨天，母亲给舅舅打电话后告诉我，连续的暴晒高温无雨，舅舅的蜜蜂们集体出逃，歇在了水源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如数返回，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熬下去。
一时，脑子里全是密密麻麻的蜜蜂，“嗡嗡嗡……”
之三：元藿记
玩泥巴多天，终于把整理菜盒提上了日程。今天的目标是，将母亲种的元藿起出来，重新配土、下底肥、栽种。
元藿是前年下年里，母亲从山里老家带回来的根茎种的。那些根茎，又是挖自外婆家、舅舅家。
母亲每次从山里回来，都喜欢带点活的植物种起来。
最初，我还在塔城住，她带回来的是芍药，在舅舅家的稻场边挖的根，好大一坨。父亲还专门买了两个大紫砂盆，种在了楼顶。然而，活是活了，几年也没见开过花。据说“春分芍药不开花”，许是挖回来的时节不对。
后又弄回了玉簪花，其时我已搬到现在住的地方。玉簪花喜阴凉潮湿，我的那个露台是典型的西晒，虽将之藏在大花盆、高树花之间，它也日渐消瘦，最终不了了之。
母亲不死心，从外婆的邻居家讨了吉祥草回来，说那玩意儿皮实、好活。倒也是，几年来就换过一次盆，平时都没管过它，却也长得茂盛，紫红的花开起来密密麻麻，一串串的，好似一种大花惠兰的花。
一看有戏，母亲再回来带回了四季果，还说是耄耋之年的外公用锄头给挖的。四季果活得不错，橙红的果实饱满圆润，仿佛一颗颗红玉珠点缀在绿叶之间，只是，往往吸引的不止是人的目光，路过的雀儿们停留下来，饱了口福。
父亲百度得知芍药应该九、十月间移栽，于是，他们秋天带回来的芍药赶上移栽的时节。次年五月，花开得红艳艳的，招蜂引蝶，自然也得到了母亲的青睐。
最终，母亲把目光转到了可以吃的东西上。先是从舅舅家挖回大扁韭、小扁韭，小菜盒都种了六盒。别人家都是买韭菜炒鸡蛋，或是当作料，我们家动不动就是一大碗韭菜鸡蛋汤，或者一大盘孜然炒韭菜。又带回了紫苏，还是两种，一种叶面、叶背全是紫色，一种叶面灰绿色、叶背紫色，边缘褶皱甚是明显。带回的紫苏作母本，母亲收了一小罐种子，每年都要种上好些，新鲜紫苏叶拿来煎鱼或是做鱼火锅，晒干的叶片拿来烤鱼、烤羊排，都别有一番风味。
终于轮到说说我今天挖的元藿了。前年母亲他们带回来时，还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连带带了几蛇皮袋枯树叶、腐殖土。我把那个三米长的花箱里的爬藤月季起了，花箱让给他们种元藿。
去年，元藿叶子长得半人高，土里冒出大概十几个元藿，茄紫色的外皮泛着油光，母亲配了青椒炒，勉强够炒一盘，颜色自然好看，味道嘛，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至于母亲心心念念的元藿笋子、元藿花，那都是某年她在外婆家玩时，外婆、舅妈掰了好些做菜给她吃，她回家后啧着嘴跟我们形容有多好吃，也是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无论她怎么形容，我们均无法感同身受，体会不出那是怎样一种好吃的滋味。自己种的元藿本就收成不好，哪里还舍得吃笋子和花呢，大概也只有在外婆家、舅舅家，她才能那样肆无忌惮地饱口福吧。
今年极端天气，露台上最高温度接近五十度，高温天持续长久，即便是每天都有浇水，不至于干着，元藿还是眼见着叶子焦黄、枯萎，一个元藿也没见钻出土面。我开玩笑地跟母亲说不如种生姜，至少块茎可以做作料，不像元藿，啥都没有。母亲不死心，说舅舅家的元藿也没出土，应该是还没到时候。我笑而不语，只怕叶子、茎干全萎了，也不会有她想要的东西。
我不是植物学家、农学家，但是想想，山里外婆家、舅舅家都在高山，海拔一千四百多米，而且他们的元藿，据我所知都种在树下、背阴的田坎上。换句话说，元藿当喜凉爽、湿润的环境，我家露台可不是适宜它生存的地方。
这些话，我也只是在母亲面前蜻蜓点水般念了念。我知道，她绝不会因为环境的问题，把来自她娘家的元藿淘汰；我也知道，我只是念念而已，也绝不会主动要求她把元藿淘汰。
究其原因，倒不是元藿有多好吃。说老实话，元藿的味道奇特、小众，不管是炒了吃，还是做泡菜，纤维都多，吃起来难得嚼。况且，每到时节，超市和菜场都有卖的，也不见得贵到吃不起的地步。
或许，只是一种念想，一种情怀吧。
就像我自己，在外婆家山林里玩，看到路边一棵小小的柏树苗，莫名就喜欢上了它，就想把它带走。老话说“宅不栽五阴之木”，柏树是老人们忌讳的屋前屋后种植树种之一。我却懒得理这些忌讳，就是喜欢，喜欢就带走，回来种了三年多，要不是我给剃了头，都有我高了，也没见我家有什么糟心事儿。
事后揣度，我是真的喜欢那柏树吗？倒不尽然。每每站在那柏树面前，我看到的是柏树，想起的，却是那一片山林，山林里，风悠悠，树叶簌簌地落，山林的一方小洼地里，露出黛青的瓦、土黄的墙，猪在哼，狗在吠，鸡在叫，袅袅青烟盘旋而上……
所以，我觉得，母亲这些年带回来的那些活的植物，包括元藿，她也不一定是非要看、非要吃，也不一定是非觉得好看、非觉得好吃。它们，只不过统统来自她的娘家，她出生、长大的那方水土，给予它们的，是她的父母和一母同胞。带回它们，种着、养着它们，或许并不是为了欣赏，为了那张嘴，只是保留一份念想，保留一种链接，保留一个线头，她在这边牵起线头，那头，连着的是她的血脉、她的根。
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总结，母亲种的岂止是元藿，她种的，乃是一种情怀，一种寄托，一种对故土、亲人的执着怀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挺羡慕母亲的，她还有娘家可回，还有故园可想。而我，老家的房屋早已化为荒芜，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唯在梦里，就是在梦里，亦日渐依稀。父母随我住了多年，我家即娘家，倒省了正月初二携夫回。
母亲站在窗前，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而我，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的母亲把元藿块根重新种下了。换成了大花盆种，夏天便于搬到遮阴的地方，说不定又能长元藿出来。
母亲打完电话出来，见了，很是欢喜。她欢喜，我，也便欢喜。
之四：黄荆记
从露台进来，正好碰上母亲在问父亲要块玻璃，说是晒酱用。
母亲喜欢做胡豆酱。以前没有露台，她都是做闷酱。自从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房外有个几百平米的露台，她便改成做晒酱。
下酱的辣椒都有讲究，说是白露过后的好，故而，每每白露一过，母亲的酱缸就顶着一块玻璃，神气地上了露台的墙垛，青铜色的釉，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要不了多久，一股浓郁的胡豆酱酱香，便会四散开来。
母亲如今做胡豆酱，胡豆酱瓣都是舅妈做好后给的。也是，钢筋水泥笼子，哪里搁得下那么多物什，何况，也难得找到沤酱瓣所需的黄荆棵子。
当年，母亲还在老家住的时候，她可都是自己种胡豆、沤酱瓣。故乡黄褐色的大地总归是养人的，种下十几窝胡豆，到头来可以收下一筐胡豆米，足够母亲做酱了。而在故乡的原野上，黄荆棵子跟狗尾巴草、打碗碗花一样普通，属于低贱的植物。低贱却不卑微，田边、地头、林子浅处，甚至是峭壁、墓园，到处都可见它的身影。它皮实、耐活，一到夏天就伸出一穗穗紫色的花穗，招蜂引蝶来着。
不过，沤酱瓣需要的黄荆棵子相对较多，母亲又比较挑剔，总是要河对岸南坪岭上的。那片林子，单是提起来就怪瘆人的，即便是大夏天，亦会后背冒冷气，因为林子里有着一座座坟堆，已经坍塌的、刚刚新砌的，一眼望去，都是。
那年，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上学。一个阳光刺眼、知了猴都歇息了的午后，母亲吩咐我去南坪岭上摘些黄荆棵子回来供她沤酱瓣。我一听，头皮都发麻了，可是，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如若不给她摘回来，只怕又要“死丫头、死丫头”地骂个不停，搞不好，还会爆栗子上头。只得戴上草帽，无精打采地上路了。
太阳在天上烤着，大地在下面烫着，村里最勤劳的人大概也歇在家里，路上、田间没有人。过了小河，经过三儿家门口，他家的大黄狗头和前爪趴在雕花石门坎上，眯着眼睛假寐，见我过来，半张开眼睛瞟了一眼，继续眯着，几根金针一般的胡须，微微颤抖着。我喜欢看三儿他们家的房子，那是全村仅有的四合院，莫说木门、石门坎、窗棂和二楼的走廊均雕着好看的花纹，就是天井里铺的青石，亦是雕着云纹的。有次他家过事，跟着奶奶去吃过席，曾认真地瞧了又瞧。他爹读过私塾，在我们村里，算是文化人。大概也只有这样的文化人，才配住那样好看的四合院吧。
四下无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方才继续往前走。经过祠堂前的大稻场，远远瞧见宋家的王奶奶坐在堂屋的木椅上，做着针线活儿。那是个面皮白净、慈眉善目的女人，比较喜欢我，曾在我跟母亲去磨面时，塞给我一个大麻饼。
过了祠堂，沿着沙石小路折向南坪岭的那片林子。因为着实不愿去，脚步拖拉着，塑料凉鞋里都钻进好些沙石，硌得慌。提起脚抖几下，再拖拉着……总算是捱到了林子边。林子其实并不大、不密，奇怪的是，先前热得人大汗淋漓，眼下却是寒意袭来。林子里松树、花栎树居多，母亲需要的黄荆棵子夹杂其间，灰绿色的掌状叶和紫色的花穗后面，掩映着黑黢黢的石头堆，那些石头堆里，躺着一个个陌生的灵魂。
心头开始擂鼓。战战兢兢地挪上前，拽住一根黄荆棵子就折。黄荆棵子茎干四棱柱状，比较脆，“咔”的一声，一根枝条到手，却似烧火棍子一般烫，恨不得给丢地上。可想想母亲发怒的样子，硬着头皮继续折。“咔、咔、咔”的每响一声，仿佛就是一个灵魂在呻吟“疼、疼、疼”。那些歪歪斜斜的石堆，就好像是一只只死鱼样的眼睛，躲在树丛后面，盯着我，盯得我浑身都不自在，从奶奶那儿听来的各种鬼怪故事的主角，纷纷跳将出来……
“哇呀——”伴随着一声怪叫，一只黑色的大鸟扑腾着翅膀，钻出松树树梢，给我吓破了胆，拖起地上的一堆黄荆棵子就逃。风呼呼地从耳畔刮过，草帽给吹得挂在了脖子上，也顾不得拾掇。黄荆棵子扫帚一样拖在地上，好似林子里的鬼魂驾着车追来，身后估摸着腾起长长的黄沙烟雾。又不敢扔，拖着，跑，跑，没命地跑。
过了祠堂，过了三儿家门口，直跑到河边，才停下来，喘着粗气，把草帽给戴好。那捆黄荆棵子已被我拖得灰头土脸，顶端的枝叶和花穗残缺不堪。勉强夹到胳肢窝下，踩着石头过河，爬坡，过水磨溪上的石板小桥，最后给母亲扔到米臼旁，赶紧逃到奶奶屋里，直到母亲骂声停止好久，才敢回家。
母亲洗干净黄荆棵子，晾干。在竹匾上铺上香椿叶，倒上经过炒、去皮、煮和蒸等程序后的胡豆豆瓣，扒拉平整，再盖上黄荆棵的被子，放到角落里发酵一周左右。等胡豆豆瓣长了白霉，牵了长长的丝，去除黄荆棵子，豆瓣装到木盆里剁小一点，再端出去盛到竹匾上晒干，收起来备用。
白露过后，香椿叶或是花椒叶熬水冷却，下准备好的豆瓣，浸泡起来。自家园里摘红辣椒，洗净沥水，剁碎，和着花椒、蒜末等一起下到酱缸里，密封，闷在屋里角落，或是放到晒楼上晒。在酱制成以前，酱缸不准移动，母亲说是动了酱缸酱会酸会坏，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
小时候，母亲做的酱我不爱吃，不爱，不是味道不好，而是怕经历折黄荆棵子的噩梦。好在，上学之后，我就摆脱了这项骇人的差事。自然，也觉着有些菜配上母亲做的胡豆酱，味道非盐和酱油可比。
之五：算盘记
人真是说不清，过去几十年都不爱追剧，而今，却陷入了柳云龙的谍战剧。
正在追的是《暗算》。刚刚看完第二个故事《看风》。在地处荒漠的701，在昏暗的演算大厅里，挤着密密麻麻的演算师，为了求证，为了破译密码，手里的算盘拨得噼哩啪啦响，没日没夜。
也是在这部分剧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算盘，除了我们原来用过的长方形的，还有圆环状的、四面体状的。就是长方的，体型也巨大。
认知局限了想象，从没有想到算盘的世界如此奇妙，又是如此惊心动魄，让人叹为观止。
说到算盘，现在的孩子可能比较陌生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几年级学习珠算来着？让我想想，对了，想起来了，是三年级，近四十年前。
其时，我家还是“半边户”，父亲在教育组当教研员，母亲在家务农，带两岁的妹妹。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一家人难免捉襟见肘，所以，很多事情便是将就着来，譬如说算盘。学习珠算，必须得有算盘这个学习工具。父亲舍不得花钱买，找公家借了一把办公算盘。乖乖，与同学们的算盘比起来，那绝对是盘算中的祖父级别——个头大，珠子饱满，似乎起了浆，栗色油亮的边框还附着铁板保护，整个得有好几斤重。
这对于九岁、个子矮小纤细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可没奈何，我知道自己的家境，只能默默地一边斜挎着书包，一边斜挎着算盘，出门上学，放学归家。父亲所在的教育组借用太坪高中的房子办公、住宿，从太坪高中到两河口小学，我们小孩子连走带跑要四十几分钟，正常走个把小时。那算盘，无论个头还是重量，都与我不匹配，我第一次有了老牛拉犁的感觉。
夏日的一天，放学后有事耽搁，等走完小路下山到了公路，已经暮色四合，河那边的山头还顶着一线血红的霞光。过了卫生院，是一段上坡路，靠山的路边是水沟，水哗啦哗啦流着，另一边则是高坎，离高坎不远是河流，河水的歌声亦隐约可闻。我挎着书包和算盘，一个人靠公路外侧走着。
突然，前方传来如雷的声响，路面都吓得似在颤抖，紧跟着，一辆大货车从前面弯道的竹林里闪了出来。我一时有些慌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往公路里侧跑。悲催的是，踩到了石块，一个趔趄，摔了个狗啃泥，扑起灰黄的尘灰，书包落在身侧，那该死的算盘却横在了我后腰上。我尝试爬起来，却仿佛背了一副石磨盘，动弹不得，手肘和膝盖隐隐作痛。
以为命已休矣，“嗞——嗞——嗞……”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大货车停了，就在我面前不到两尺的距离。有人下了车，俩人，司机和他的同伴，急慌慌地捞起我的算盘，再捞起我，一边帮我拍身上的灰，一边问我有没有受伤，声音就跟风吹的树叶一般，颤微微地，飘忽。
时隔了这么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晚回到家后，冲父亲发了好大一通火。父亲收回公家的算盘，终于给我买了一把学生用的算盘，孙子级别的，小巧，轻便。
而说到算盘，不得不提到我的珠算老师L老师。L老师是民办老师，平时上数学课经常不能自圆其说，到了教珠算，就更是难为他了。等到教在算盘上打666时，他在讲台上演示，嘴里喃喃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随着数字的增加，数位的变化，他的喃喃声渐渐不可闻，手指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拨，又拨多少。折腾半天，算盘上也没有得到666，情急之下，他抹掉已经拨出来的数字，直接拨了一个666出来，糊弄我们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同学们，自己练习打666去。”
他自己都没搞明白呢，更别说学生了。我平时见过父亲单位的会计、出纳打过算盘，又因为好玩儿曾跟着父亲背过口诀，打666，于我来说，不算问题。所以，每每L老师问哪位同学打出来啦？我都是第一个完成的。他也还算有些小聪明，这个时候，就让我到讲台上给同学们演示，一来二去，学习委员的我反倒成了老师。
L老师用算盘打666，成了一个梗，多年后与小学同学聚会时，还经常谈起。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是很不屑他的，倒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打不来算盘。三年级的数学教学，其实很多内容他自己都没搞明白，我常常在课堂上为难他，要么问他一些他根本无法解答的问题，要么，他一讲错，我就举手告诉他讲错了。他倒也没什么脾气，没生过气，也没赶过我出教室，在我眼里，窝囊得不行。
关于L老师，还有一个梗，是姑姑告诉我的。姑姑曾与他同事，那时姑姑刚刚师范毕业。考试试卷都是老师们自己刻钢板油印的，姑姑没有经验，蜡纸往油印机上贴反了，印出来的都是反字。碰巧给L老师看到了，他盯着看了半天，说：“唉呀，你好厉害啊，还会反着刻字……”姑姑讲起的时候，我都还能忆起L老师的样子，愚笨又好笑。
关于算盘，其实我并不喜欢，小学课本珠算内容非常简单，与其天天背着算盘拨来拨去，还不如我口算来得快，彼时，我对自己的口算能力相当自信。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珠算这门课程，更因为“算盘爷爷”差点让我没了小命，父亲要教我用算盘打减法、乘法时，被我给断然拒绝了。
时代总是在发展，随着计算器、电脑、手机等的普及，算盘离我们越来越远，差不多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想到的是，在《暗算》之《看风》章节，能见识那么多算盘，见识那么多算盘高手，见识那么多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生命、家庭、爱情乃至一切的人，他们有着单纯又坚定的信仰，灵魂素洁又崇高。
不免有些自惭形秽。有因才有果，很多事情，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吧，L老师一介草民，也有他的苦衷。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敬畏之心还是应该有的。
岁月不饶人。岁月，终是能饶人。
之六：听雨记
大约夜半时分，落雨了。
说是夜半，也是估摸着的，只因觉着似乎睡了很久，久得全身多处关节疼痛酸乏。窗帘半掩，外墙上的装饰灯灯光惨兮兮地白，稍远处，江对岸的霓虹定还亮着，映得夜空半边朦朦胧胧地红、黄、蓝变幻着。
单看这夜色，真不确定什么时间了。
静。天地之间，没有楼下孩童嬉闹的笑声，没有旁边大妈们跳舞的乐声，没有对岸练嗓子男女的歌声，就连平时打架吠叫的野狗，还有尽情呢喃的秋虫，都悄无声息的。
唯一的声响，是“沙沙沙沙”，雨落对面别墅屋顶、窗外玉兰树梢的声音。因为静，倒显得清晰。细听起来，雨应该不大，却密。
久旱。雨仿佛也觉着对不起人，选择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潜入人间，细细地冲刷着屋顶、树头、草尖的尘垢。许是钢筋水泥太多，嗅不到雨打湿大地的土腥气。
要想闻到雨打湿大地的土腥气，得去农村，最好还是老式的土屋：土墙，木椽，青或红的土烧瓦。
那是什么时候？
记忆的线头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五六岁的样子。大约也是夜半时分。我睡的时候，父亲还在帮母亲推大石磨磨包谷面，满满的一簸箩包谷粒，一圈一圈石磨推下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我是被父亲母亲上楼的声音惊醒的，准确地说，是父亲碰到了楼梯口的柜子，“咚”的一声，把一旁卧着的我给从睡梦里拽了出来。
我没有动弹，也没有作声，依然侧卧着，看土墙上、蚊帐上父亲母亲的影子，母亲在后面端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随着人走动挪动，拖着光晕，墙上、蚊帐上的影子也似乎是拖着过去的，有点像皮影儿。
“吱呀”一声，他们进了侧屋，关了木门，昏黄的光团变成几条线，继而随着“扑”的一声，那光亮的线也没了，屋子里陷入黑暗。父亲母亲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缝里钻过来：
“她……还那么小……却要她去……”
“那……不是没办法吗？跟……都说好了……”
间杂着母亲隐忍的啜泣。
我们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外工作，只有农忙的时候会抽空赶回来帮忙。这次回来急匆匆地，又急匆匆地要走，还要把我带走，只是为了一件事。白天奶奶他们商量的时候，我装作在门口玩石子，偷听到了一些，好像是要我随父亲去医院做检查、装聋子。
我的两只耳朵，虽然两三岁时都患过很长时间的中耳炎，但并不聋呀，为什么要装聋子呢？关于这一点，我着实猜不透。要做什么检查？疼不疼呢？医生可怕吗？一时，种种问号，白天里在脑子里浮了好多次，夜半时分，又一次浮了出来。
“呼——哗——”起风了，风从瓦缝里溜了进来，吹得蚊帐微微颤动，挂钩轻轻磕碰。紧跟着，“答”，似有谁的小手轻叩青瓦；“答、答”，又叩了两声；“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终是性急，接连叩起来；到了最后，便成了噼哩啪啦，连成了一片。青瓦质地粗糙，又是弧形的造型，雨点急落，犹如击缶，声音沉闷些许，且带着余韵。一时，天地之间，好似在演奏一场古乐。古乐声里，山川、田野特有的草木泥土气息，在风雨的裹挟里，卷进了黑暗的土屋之中。
听着，听着，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被母亲推搡着叫醒时，天光已经透过明瓦映了进来，灰蒙蒙的，雨声比夜里响亮，隐约听到对门沟里水的咆哮声。屋里有了凉意，不觉打了个寒噤，赖着不想起床。是呢，起来了就要跟父亲走，我还没想明白呢。
母亲先是哄着说给我煮了荷包蛋，我不动；又拿起一件崭新的花衣衫哄我穿，那时可是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呢。禁不住诱惑，任由母亲给穿上，扭扭捏捏下了楼，吃荷包蛋。
雨丝毫没有停的样子。端着碗，站在堂屋门口往外望，对门的石壁上，挂着浊黄的水帘，还在不停翻卷。院坝的低洼处积了厚厚的水，雨点砸上去，立刻旋出一个个琉璃盏。
母亲在一旁叮嘱着，要听父亲的话，父亲教怎么做就怎么做……荷包蛋瞬间不香了，我放下碗，坐在灶门口，又不愿走了。
奶奶冒雨顺着阶檐跑了进来。我是怕奶奶的，她总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可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愿跟父亲走。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不聋呀，为什么要装聋子呢？
奶奶脸一虎，拍了一下我的头，“快跟你爸爸走！你不想要弟弟了吗？”要弟弟跟装聋子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不管我想不想得明白，最终，我也只得哭泣着，撑着一大把黑伞，跟着父亲出了门。
依稀还记得那是个中年男医生。先是用电筒照照我的左耳，又照照右耳，问我一些话。我都假装没听见，不回答，只是傻傻地看着他。他又掏出镊子，夹取我耳朵里的疖，那个疼呀，至今想起还隐约觉着耳心里疼。可是当时，我还是傻子一样，没有吭声。
父亲母亲拿到了准生证。八四年的秋天，我有了一个妹妹。
那又是什么时候？
一九九六的夏天。仍然是夜半时分。正在兴建的茅坪新县城，就是一个大工地。工地上彻底未休，工人几班倒地干活。虽已是半夜过，机器的轰鸣声依然不绝于耳。
我们一家四口挤在父亲单位分的简易房子里，外隔间既会客，又做饭、吃饭，内间里一张一米五的大床，靠门一张一米二的折叠床，柜子、箱子挤得满满当当。父亲的鼾声一如打雷，母亲的鼾声一如微风吹过，妹妹的腿又搭上了我的腰，推下去，一会儿又搭上来。
我辗转反侧。寒窗十余载，黑色的七月终于走过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坐在考场里全身发抖，内心是怎样的忐忑；只有我自己知道，交上去的那一份份答卷，又是什么样子；也只有我自己知道，眼睛生疼、奇痒、畏光、流泪，伴随眼源性头痛，答卷前滴了收缩血管的眼药水，药水作用选择性不强，以致眼球半天才能转动才能勉强答卷的狼狈……
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来得迅猛，来得激烈，打在简单房的石棉瓦上，犹如打的一记记闷拳；打在库房的铁皮顶上，则轰轰烈烈，好似鞭炮齐鸣；又随着风，一番番斜打在窗棱上、窗玻璃上、红砖墙上，风声和着雨声，就像是波涛起伏，我们身在船中；简易房一溜排，门前屋后都留有排水沟，一时，屋檐水哗啦啦地注，水沟里的水你推着我我搡着你，喧闹着奔向远处；工地上到处是翻挖、裸露的泥土，雨水冲击过后，那股子土腥气钻进四处漏风的屋里，远比老家土屋里闻到的浓烈、刺鼻。
不用想，该来的自然会来，不会是什么好果子。父亲一人工作，工资微薄；母亲大字不识几个，在城里也只能干点下力活；妹妹年幼，小学还没毕业；自己，又患春季卡他性结膜角膜炎，每年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倍受折磨，医生的建议无非是少用眼。如此，不管是怎样坏的果子，我都得接着，复读的路，是万万走不通的。至于未来，该是先工作自谋生路，给家里减轻负担吧。谁又能预料，谁又能说清呢？
九月，终是上了医学院，念了五年的临床医学，没有考研，毕业即工作了。
雨，一直细细密密、不紧不慢地织着，那股子心态，颇像而今的自己。斜靠在床头，无法再入睡，静静地听雨，想这一路走来的几十年的人生。
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如是写道：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夜半的雨，下到天明仍未停。夜半始听雨，听到天明仍未休。只是已不再年少，窗户紧闭，仍觉四处透风，锁骨、肩头一圈的骨头，凉沁沁地疼，踝关节一周，亦是。
是那种，再热的水也温不暖的，疼。是那种，历经风风雨雨、生离死别，习以为常，安然共存的，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