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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农村,福兮,祸兮?(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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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农村是一种福份,它让你懂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什么是渴望,什么是穷则思变……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中岳嵩山南麓,有一条岭,叫葱岭,岭中间发出一个叉,两岭夹峙,形成一道沟。沟深得站在沟底能把天看成一条线。沟底是淙淙流水,沟两侧绿树成荫。先人们在沟东或沟西崖畔掘土挖洞,黄土堆墙,东一旮旯,西一旮旯,住着一户户人家。我生在这条沟的一个窑洞里。

打记事起,这条沟满共40户人家,100多口人,家家都吃红薯面,人人都穿补丁衣;大人们天天在岭上劳作,小孩们日日在荒草坡上割草、捏羊屎蛋儿。全村的大人、小孩都为挣工分。队长和会计是村里的最高长官,队长负责敲钟、派活儿,会计负责记录。每逢夏收和秋收季节,队长和会计就会蹲在场边将算盘籽拨得啪啦啪啦响,除去公粮和种子粮外,把剩余的粮食按工分和人头分到各家各户。粮食有粗细之分,粗粮是红薯,细粮是小麦和玉米。红薯产量高,分得多一点,而小麦和玉米就成了“金豆”。一般有七八口人的家庭顶多能分一口袋小麦和两口袋玉米,也就是150斤小麦和300斤左右的玉米,这三袋粮食背回去就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拼死拼活干了一年,搞不好还要饿肚子,一定要算计着吃。当然这是遇上差不多的年景了,如果碰上坏年景,就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记得有一年大旱,小麦欠收,每人只分到了3斤小麦,3斤小麦倒在地上能查出几个子儿来,如磨成面,也只是一个人的一顿饭。可想而知,当年我家乡的父老对白面馍的渴望有多强烈呀!这一年我们村的人都做好了出门讨荒要饭的准备。天无绝人之路,恰好秋季有了点收成,上级的救济,加上村里人挖野草、吃树叶,凑凑合合没有逃荒。当年村里的所有榆树、杨树、洋槐树、泡桐树……都被捋成光杆儿,叶子和花全被人吃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饥饿 得头晕眼花,几乎是爬着进了家门,母亲煮了一锅桐树花,我捞了一碗,撒上盐面,像吃肉一样香。两碗下肚后,才觉得有点苦。就对母亲说:“这花苦,不好吃。”母亲说:“孩子,你爹出去借红薯面,几天了,没借来。咱家断顿了。孩子,不论吃啥东西,只要能占住肠子,毒不死、饿不死就行了。”母亲的一番话让我欲哭不能。

我的家乡穷是穷了点,但历史渊源却很长。我们村的东岭头是一座古寺院,据说名叫金火寺,始建何时、毁于何时不祥。70年代搞深翻土地,在此挖出两座石碑,记载着这里过去是僧侣数百,田地数顷。后来不知谁将碑拉回家当了根基石。西岭头是清微宫,建于唐代,文革期间宫殿被毁(现已恢复),但时常有人到此烧香磕头,祈雨许愿。我们这条沟的人口虽说不多,但家家都贴毛泽东像,家家都贴“×氏门中先远三代宗亲祖之主位”的牌位,每到春节都要摆上五碗供食,放着鞭炮,朝着牌位磕头如点豆。

村中有一所小学,学校就一个教师,一个窑洞教室。全校20多名学生集在一个窑洞里,却分着一、二、三年级。老师给一年级学生讲课时,让二、三年级的学生背过脸做作业,或干脆到窑外背书、写字。老师轮番作战,一人教着三个年级的课程。每逢农忙时学校放假,老师领着三个年级的学生参加麦收和秋种,干点拾麦、抬粪等力所能及的活。我从这所学校三年级毕业,才转到了离此有4公里之遥的下沟大队的学校,上四、五年级和初中。村中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每逢过年时,在部队学会吹竹笛的六爷,在村宣传队拉过坠胡的老王伯等人聚到一块,演唱一些“小寡妇上坟”、“三世仇”、“沙家浜”等戏剧选段,引来全村男女老少围在一起看热闹。偶有失去光明的说书人来到村中,一说就是十天半月,村人管吃管住,临走时从队里仓库的储备粮中挖出十斤或八斤玉米,给了说书人,就算打发了。说书人的到来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每天吃罢晚饭,就点着马灯聚在学校的场院里,听说书人慢慢地道来一回。说书一般是两人,一人双手拉弦,脚上套着绳子拉动锣锤用脚敲锣,一人左手拿铜板,右手击鼓,嘴里哼着河洛大鼓,哼个不停,唱腔古老而厚重,多数是老沙哑腔。说的书一般是“雷保童投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三侠五义”、“穆桂英”、“呼延庆打擂”、“偷石榴”、“李豁子离婚”等。说书的技巧在于说到热闹处嘎然而止。比如:“××举起拳头往下打,××是死是活,明天晚上接着说。”话音落地,鼓停戏尽。这时就会有人赶紧倒茶,让说书人润喉,巴结巴结好让再往下说。往下再说一段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停了。直到深夜,村人怀着几多遗憾回家睡觉去了。这就叫“说书不了底,了底没人理。”

失去光明的说书人走后,却把光明留到了村里。村中的爷们和伯们就会在劳动之余,坐在地头,脱一只鞋子,垫在屁股底下,围在一起喷着说书人唱出的有关人物,喷着三皇五帝或民间故事。你一句我一句,直喷得唾星四溅。有时会因为哪个人物是与否,故事情节对与错,争得面红耳赤,脖子上青筋绷老高。这时有人说一句:“喷了半天,有啥用,不吃饭,还是老饥”。话音落地,都顿觉肌肠辘辘叫,余味未尽地从地上爬起,回家吃红薯面馍,喝红薯面汤了。

队长派活儿,对妇女有优惠政策,一年内总要让妇女在家做几天针线。这时村里的大姐、二姆、三姑们也要聚在一起边做针线,边唱民谣或拉家常。唱民谣的时候最多,这个唱一个“马野鹊,尾巴长,娶个媳妇不要娘……”,那个唱一个“小枣树,弯弯枝,那顶坐个小闺女……”,那个再唱一个“小锅排,呜嘟嘟,我上后院接二姑……”,这个再唱一个“下大了,麦罢了,公公婆婆打架了……”。她们在比着看谁唱得多,记得全,她们唱得有滋有味,唱到伤心处,就会低头抹眼泪,唱得高兴时,就咯咯大笑像台戏。

大人们说,小孩们听。我小时候最爱听大人们讲故事和唱民谣了,对哪一点记不清时就不论时候去讨问,常常遭到臭骂,骂得最多的话是:“这孩子,不知紧忙板儿,爬一边去,等闲了再说。”

儿时的我几乎是听着大人们的故事、民谣,吃着红薯面、野菜长大,上初中毕业前从未出过村,直到上高中才到镇上。记得上学交不起学费,有好几年都是救济生。星期天和假期就在到山上割草、拾羊屎蛋挣工分。常常躺在山坡上仰望着蓝天,望着蓝天上不断变幻的白云发呆。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和爹爹开始打算着让我学医、学武术、学木匠、铁匠什么的。

1980年,在新疆当兵的哥哥回来探家,他背回来了一大摞刊物,有《收获》、《十月》、《北京文学》、《文摘》、《新疆青年》、《辽宁青年》等。我就开始读呀读,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读杂文……。读得如痴如醉,一发而不可收;读得我突发奇想,不想再干活,不守本份了。有一天,我在学校问老师:“书和杂志是怎么来的?”

老师说:“都是作家写出来的。”

“我可以写吗?”

“当然可以,你写得好,发表了,还有稿费哩。”

我的作家梦从这时开始萌生,我写的诗歌和作文一篇篇寄去,一天天地盼望着发表。终于有一天收到了采稿通知书,令我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我开始到山坡刨药材,卖了药材买书,狠命地读呀写呀。谁知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20年。20年里,我走得既身心疲惫,又其乐无穷,疲惫的是这条路太漫长,而且坎坎坷坷,布满了荆棘,太不着边际了;乐的是能把自己的感情变成文字,刊登在报刊上,与他人共享,每当有人说看到你写的东西了,我就会兴奋一阵子。

人生“三气”,才气、志气、运气,我似乎“一气”也没有,做人、做文、干工作,处处都显得个儿大心实,懦懦弱弱。我总想:作为农民的儿子,干什么事都要有农民的憨厚和实在,农民的儿子生存在社会的夹缝中,吃亏是福啊。我曾在文学这条路怀有一种夙愿。我愿用手中的一支笔,真实地表达我的感情,我愿为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庸常之辈、凡夫俗子而写作,写他们的不幸和遭遇、失败和伤心、眼泪和辛酸;写他们的可怜的欢乐、艰涩的微笑;写他们的奋斗与挣扎、信心和希望……

我的愿望很大,但能力有限。常常因事与愿违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痛心疾首,苦不堪言,常常是为生而活着,或者是为雅而俗地活着,活得很累,活得很不自在,以致使我在文学道路上混得成绩平平,无所作为。令我欣慰的是,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良师益友,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和做文,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哎!农村的孩子呀,生在农村有福气,生在农村有坎坷。

农村的孩子爱读书,读书需要充足的条件;农村的孩子爱写作,写作需要广阔的空间。

农村的孩子有理想,而实现理想虽是渺茫的憧憬,但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希望中活着,直至花谢叶落,两窗紧闭,生命的尽头……

作者个人简历:王建淞,笔名雪松,曾用名王剑松,王暕淞,1969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市。先后任报社、杂志社副总编,记者站站长,报社编辑部主任等职,2004年2月任某机关职员至今。

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岁从事新闻工作,迄今已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及新闻媒体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300余篇(首)。发表新闻报道及论文3000余篇,有30多篇文学作品入选相关文学作品选集,先后获得全国及省级40多个奖项。著有散文集《走近嵩山》,诗集《活着》,主编有散文集《铁路魂》等。现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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