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生活在船上的那个群体都被称做船民或船户。
过去，船民也分三六九等，那些船上装备着几道桅杆的豪华大船上的人，专门从事长途贩运，做的是大生意，是船民中的富裕阶层。还有解放后那些国营航运公司的职工，他们虽然也跟在拖队后面常年在水上生活，但他们有令人羡慕的国家户口，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日子里，他们算得上是当时船民中的贵族。本文所说的船民只是那些驾着小木船拖家带口常年漂泊在水上的做小本营生和外出逃荒的农民。这些人都是船民中的底层，而且人数众多。解放前，在上海、苏南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河边上随处可见这些从苏北过去的棚子船。笔者儿时曾随父母在江南漂泊多年，十六七岁时还在上海以船为家做过一年小贩。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船上的那些旧事仍然还记忆犹新，现赘述如下，读者诸君权当是在看一张发了黄的老照片，也许会从中触摸到一个时代的脉博。
一，在船上过日子
我们家的木船在当时算是一条比较大的船，载重一万多斤，作为种田的农船，稍嫌笨拙，因为用其罱泥，端罱子上船挺费力气，但作为住家船却显得很宽松大气。早年，父亲和母亲在每年秋后农闲时都带着我们上江南做点小生意，他们不辞劳苦从浙江贩运菱角、荸荠、甘蔗之类的货物到上海苏州一带零售。到了解放前夕又改行做起了百货零售生意，还因此发了点小财。船上的装备也越来越洋气，与那些一同从苏北过来苫着草棚子的难民船泊在一起，我们家的那条船还有点像是鹤立鸡群。人家的船棚子都用的是草帘子，我家可没用一根稻草，棚子的墙壁是杉木板，因为经常刷桐油，色泽暗红，严丝合缝。棚顶是在多层芦席中夹着一层油纸。那时还不曾有塑料膜子，防水材料就是一种用桐油浸过的棉纸。江南女子常用的遮阳伞就是用那种油纸制作的。
我家那条船长约七八米，宽约两米，深不足一米。分船头、船梢和中舱三个舱，其中船头部分还有一个隔舱叫“方头”也叫桅舱，顾名思义，那是竖桅杆的地方。船舱是用来装货或摆放杂物的，舱口铺着木板，木板上面那十多平米的地方就是一大家人活动的空间，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虽然铺着舱板的中舱稍宽敞，但其面积也只相当于现在的一张双人床，那里是一家四五口人的卧室，白天边上摆着一排折叠起来的被褥，其余空间便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如果有客人上船串门，那里还兼作客厅。
中舱与船梢之间有一块宽约三十公分的横板，叫面梁。因为烧饭的锅腔都是安放在船梢那一头，那块横板就是一家人的餐桌。船梢的棚子上有一块活动的天窗，因为烧煮食物时需要出烟。还有一边的板壁也是活动的，那是为方便淘米洗菜，同时又是一家人的厕所，只要将屁股从船帮上撅出去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晚上睡觉时，这两处缺口都会用活动的板棚盖上的。如果船上的成员是两代人或者是三世同船，夜里，船梢里也是要睡人的，通常是小夫妻带着孩子睡中舱，老人睡船梢。那里摆着两个支锅的泥锅腔，空间是挺狭窄的，但是没办法，好像是约定俗成，一是怕冻了孩子，同时也方便老人起更头煮早饭。小船上，两个船舱之间是没有隔断的，连一块遮羞的布帘都没有，熄了马灯便成了互不相干的两个天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中舱与船头搭界的地方也有块横梁，梁中间开了一个方洞，叫“桅桅眼”，那是行船遇到顺风时竖桅杆的地方。船头上的棚子全是活动的，行船时是要全部掀掉的，将其叠放在固定的中舱棚子上，并且要用绳子绑牢，晚上歇宿时再将棚子苫起来。如果船上还有其它的亲戚或邻居搭伙，那里便兼作临时客房，早上起身后再将被子垒起塞进中舱棚子里。
二，行船
漂泊江南的那些小船是难得在一个码头上长期停留的，他们或往来于浙江、上海贩运廉价的水果蔬菜，或者是扒河蚌、替人打工，甚至还有沿门乞讨的。因此，行船是每一个船民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特别是那些季节性的漂泊者们，每年秋后要将船行到遥远的江南，到了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又要像候鸟一样赶回到苏北种田。虽然其间的距离也不过数百公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需几个小时，但对于一条靠人力行驶的小船来说，却是一段极其艰难的航程。他们迎风博浪，晓行夜宿，总要花费十天半月的时间才能抵达。
苏北的农船，平头秃艄，只是两端略窄一些，不利于克服水的阻力，行船特别费力。江南的船都是两头尖尖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乌棚船就是那种类型，那种船行起来要省力得多。再加上住家的船上又都苫着棚子，如果天天遇到逆风，就成了一段悲壮的历程，一天也行不了多少路。有句俗话说：“三世不孝母，行船、打铁、磨豆腐”这句话充分诠释了行船人的辛酸与无奈。
因为船的后舱和中舱要住家，行船的工具只能安排在船头上，因此，行起来是船艄朝前。江南的乌棚船则是船头朝前。那种船在艄后架一支橹，又有像梭子一样流线型的船头，行起来既快速也省力，与之相比，苏北船全靠拚蛮力。
行船的工具主要是木质的橹和桨，篙子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吨位小一些的船大都用橹，那种橹可以由一个人摇，也可以加一个人帮枪（方言，帮忙的意思）。一支橹，既是推进器，又兼作船舵，掌橹把的那个人通过推拉的力度调节船的前进方向。帮枪的那个人多半是船上半大的孩子。橹的下部有一个半圆形的洞眼，叫橹脐，那是易损件，是用一块硬木嵌上去的，船头中间稍偏的地方安着一个铁质的支点，顶端锻成光滑的圆球状，有个挺形象的名字叫“橹屌儿”。摇橹时，橹脐就支在那圆球上滑转，使水下的橹叶拨水产生推力。因为橹把上有一根绳子连着船帮，摇起来是不会滑脐的，不过，没摇过橹的人是没法将橹脐与橹吊儿保持着不离不弃的。一般情况下，摇橹只能适用于较小的船，而且最好是在没风没浪的小河中行驶。记得儿时，经常看到邻船上的大姐摇橹时娴熟而优美的身姿，她甩动着长辫，轻移莲步，像是在跳舞。
吨位稍大一点的船，多半用双桨。在一块木板上安上一根桨柄就成了一支简易的木桨。在船头两边的船帮子上，一前一后安着两根一尺多高的桨桩（不用时可拆卸），桨桩的顶端的圆眼中各有一个用风干了的猪皮条做成的绳套，桨柄就穿在套中。划桨的人就两手握着桨柄以绳套为支点用力划水。可能是因为桨叶在水中的动作像是在翻土，因此我们那里都习惯将划桨称为“挖桨”。挖桨时，一前一后的两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同时举柄下桨。在后面划的那个人还要兼作舵工。
在河边上有纤路的河道上，船上人会派一个有力气的人上岸拉纤。所谓纤路，就是河边上没有阻碍纤绳的树木和其它障碍物，同时不能有岔河，因为频繁地上船上岸既不方便又浪费时间。记得京杭大运河江南段都有特别标准的纤路，那是上千年的历史遗产，那条河既是漕运通道，还是历代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纤路上有岔河的地方都会有一座平整光滑的石板桥，有时拉纤的人一个上午都无需上船。
拉纤的时候，必须在桅桅眼里竖起一根两三米高的竹杆（或木棍），纤绳就系在杆顶上，那根竹杆俗名叫溜子，溜子的高矮是有讲究的，船越小溜子就越矮，反之大些的船（或者是重载船）溜子就要高一些，这是因为小船是靠河边走，大船和重载船吃水深必须走河心（即外档），两条船的纤绳有一定的高差，无论谁想超越谁都很方便，纤绳也不会相互缠绕。
拉纤的人胸前有一块约五十公分长的纤板，那样做是为了防止纤绳勒进皮肉里，受力的胸脯会舒服些。
遇到有岔河的地方，就必须要将纤绳一圈一圈地匡起来上船过河，有时船离岸会有一段距离，船又是在行进着的，上船上岸就需要特别灵巧。船在过桥时是无需上船的，拉纤的人可以跑到桥上将纤板从桥板下甩过去再接住，或者是由船上人将溜子拔起来，由拉纤的人在桥上接过溜子，再从桥板那一边丢给船上拿舵的人。
碰到顺风是行船人最开心的事。他们可以扯上简易的风帆，船行得快，还能省点力气。如果风稍微大一点，船上只要有一个人用一支桨或一把橹掌着舵，船就会在河上乘风破浪地向前窜。此时，那些平时也一样要同男人一起奋力行船的船娘们，就会有了一段休闲时光，她们就会利用这个难得的空闲为孩子们缝补破了的衣裳。
三，过江
一条长江将江苏分成苏南苏北。苏北人习惯地把苏南、上海、浙江，还有皖南都统称为江南。江南人则把苏北人贬称为“江北佬”。自古以来，江南就是代表着富足和繁荣，她的美丽和富饶曾经倾倒过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而一江之隔的苏北，在解放前因水旱灾害频仍，经济非常落后。那里遭了灾的农民，生计无着时，只好拖家带口驾着小船去号称天堂的江南求生。
苏北人上江南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渡过长江天堑，他们通常都是从靖江的八圩港出口，再从南岸的江阴港进口。八圩港位于现在的长江大桥与黄田港汽渡之间，那段江面较窄，南北距离只有七、八华里。如果遇到风不大的好天气，用两把木浆划的小木船过江也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不过那样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有时船到江口，正好刮起五、六级以上的大风，而且是连续几天不停，那就叫“阻江”。碰到这样的天气，那些到苏南逃荒的船上人，就只好拖儿带女地上岸讨饭。最可怕的是船出江口时没有风，船到江心时却刮起了大风，这时只能拚命地向对岸划。
在我四岁的那年春天，也遇到一次这样的险情，那天是从江南回江北，从江阴港出口时风平浪静，我和哥哥在船中看着在江水中出没的江猪子，觉得很是好玩。在船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江面上突然刮起了大风，风是东北风，江水是迎着风向东流，（后来听父亲说这种“敌潮浪”最容易翻船）。小木船在风浪中颠簸，幸好是空船，船能随着浪头上下跳动，但是浪太大了，不时也有大浪打上船头，涌进船舱，我和六岁的哥哥在船中舱蓬子内惊慌地哭喊，父亲和母亲在船头上奋力地划着浆，他们身上已经全被浪花溅起的江水淋湿了。父亲划的是“头浆”，头浆的作用是除了把船向前推进还兼顾掌舵，这时，掌握好船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既要考虑到东流的江水会把船漂向东面，又要考虑到时刻把船顶着风浪避免侧翻，因此，只有在一个大浪过去之后，第二个大浪未到之前才能抢时间调整船的航向。向前望去，江北的八圩港已是遥遥在望，可是风却越刮越大。这时，一条从八圩港疾驶而来的“救江”大帆船来到了我们的船边，当船老大拿着缆绳向父亲示意时，父亲果断地摇了一下手。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当时他拒绝援救并不是怕进港后会被敲一大笔救援费，而是担心船系上缆绳后必须调头，调头时风浪会从侧面把船掀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碰到好心的船主，也许会努力救起一些人，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救不全的，碰到黑心的船主就用斧头砍断缆绳扬帆而去。那一天，和我们一起在江上遇到风浪的还有三条船，我们家船是唯一一条安全进港的船，那三条船中有一条船上被救上来夫妇二人，丢失了三个孩子，另外两条船则连船带人全都葬身在长江中，幼年的我也亲眼看到了人站在沉船棚子上呼救的悲惨一幕。进港后，惊魂甫定的父亲母亲才换去淋湿的衣服，清理仓中的江水，晾晒打湿的衣被，然后上岸买香纸腊烛敬神。从此以后，每当要过江时，随着船一天天临近江边，一家人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父亲的“穷大胆”也有所收敛，再也不敢自行划船过江了，大都是花上块把钱由“吊江船”拖着过江。
不过，跟吊江船过江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吊江船大部分是江边的渔船兼营的，他们船体较大，有前后两道桅杆，主要靠的是风力，如果正好碰到较大的顺风，半个小时就可以收口（进港），如果是侧向风，可以通过对风帆脚绳的调整也能顺利地到达对岸，如果碰到逆风，吊江船必须在江面上走“之”字，才能借助风力把船驶向对岸。有时候，也会碰到无风的天气，吊江船上就会架起大橹，后面拖着的小船上也同时要用人力划船，不过，江面上无风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也有时船到江心时突然刮起意想不到的大风，而且是逆风（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江上的船老大都是凭经验判断当日的天气），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吊江船上就用利斧剁断缆绳，独自跟风进港逃命，后面被拖小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还有的时候，黑心的吊江船也会对被拖的小船进行敲诈勒索，本来是在出港时就谈好了价钱，到江心时又要加价，否则就要解缆丢船。更有甚者，有的吊江船本来就是江洋大盗，他们把装有货物的小船，拖到江边的芦荡深处进行打劫，如遇反抗便杀人灭口，后来听父亲说，那时江中常发现漂流着财物被洗劫一空的船，船上有一家老小被杀的尸体。二十多年后，当我乘车经过黄田港汽渡时，站在汽渡的甲板上，面对雾气蒙蒙的江面，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往事历历，感慨万千。再以后，当我乘车从江阴长江大桥通过时，儿时划小木船过江的辛酸往事便又浮上心头。数十年沧桑，天堑变通途，昔日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与风浪博斗数小时的路程，现在几分钟就穿过了。
四，求生的艰难
解放前，漂泊在江南的那些苏北船民，虽然他们也同样是身在“天堂”，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却只能过着地狱般的日子。
有点本钱做小生意的家庭算是船民中的中产阶级，他们靠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基本上能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如果经营得法同时又碰上好运气，还能在那边淘点金，回老家盖房子置田地。不过，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经济上小有成就的家庭并不多，成功全靠运气。他们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生怕遇到麻烦事。在抗战时期江南沦陷的那段噩梦般的岁月里，稍有姿色年经的女人上岸做生意时，都要在脸上涂上点锅灰，刻意将自己“化妆”得又老又丑。
没本钱做生意的船民，只能以扒河蚌来维持生计。扒河蚌的船一般都不大，满载只有四五千斤。那种行当虽然无需本钱，但活儿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先要从江苏与浙江搭界的地方，扒满一船河蚌，再将船行到上海苏州一带去劈蚌肉卖。夫妻两人每人一张钯子大约要花费二十多天功夫才能将船扒满。如果遇到连日雨雪，船还没满，船上又断了炊，只能到岸上偷点青菜和着蚌肉一起煮熟了度命。扒河蚌的劳动强度是很高的，用的是那种特别笨重的十几根齿的铁钯子（那种钯子后来成了生产队扒渣取肥料的工具，而今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钯子连着篙子有几十斤重，虽然时值数九寒冬，扒的人还是会浑身冒汗。船上穿着开档裤的孩子们，屁股都冻成了紫色。好不容易到了销售地，卖河蚌的活儿也并不轻松。河蚌是现劈现卖，那时的天气好像比现在冷得多，温暖的江南也常常冰封大地，可以想象得到，冻实了的河蚌是很难劈得开的。他们被冻僵了的手本来就皲裂得像个馒头，如果再不小心碰到刀尖，手上就会沾满泥水和鲜血，那样子让人觉得惨不忍睹。不过，卖河蚌的那段日子还是一家子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可以买些米，吃几顿饱饭，甚至还能到街上买点豆腐到船上烧蚌肉吃。
比扒河蚌更凄惨的是那些替当地农民打零工的人。那时，江南那边都是栽种的晚粳稻，苏北地区只栽早中熟籼稻，收获期要比晚稻早一个多月，这边收好了稻再在地里种上冬麦，到那边去去正好赶上收晚稻。收过了晚稻再翻地栽油菜，一直要忙到小雪过后。到了寒冬腊月地里没活儿时，他们就替人家脱谷做米（那时这些活儿全是用人工）。父亲年轻时在江南做过好几个冬天的零工。听他说，虽然那时做零工是管饭的，但吃饭时脸皮不厚一点是吃不饱的，因为在家乡吃的是粗瓷大碗，江南那边大都用的是像大酒盅似的小茶碗儿，一碗饭只有两三口，有的人吃到五六碗就不好意思再去盛了。他们自己盛饭时，总是会不露声色地用铲子像挖荒垡似的将小碗尽可能地压实装满。
有适合女人干的活儿时（如脱谷、栽油菜），船上的女人也是要上岸干活的，比较大些的孩子就留在船上带他的弟弟妹妹，有时还要抽空上岸拾点柴禾。最怕的是碰到连续几天阴雨天，女人没活儿做，船上又没干柴禾煮饭吃，只好由妈妈带着孩子上岸讨吃的。
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初期，上海周边的小河里挤满了从苏北过去的难民船。那年头，上海可称得上是逃荒者的天堂，因为只有那里还可以不凭粮票买到熟食。没有船的流浪者便三五成群地露宿街头。可惜后来好景不长，因为怕影响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有关部门加大了强制迁送的力度。他们像抓逃犯似的将难民船集中到一起，用拖轮一批一批地向苏北拖送。接下来，上海也开始实行凭粮票购熟食，严格控制流动人口，就连住个旅社都必须持有县团级的证明。
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二十多年，农村形势逐步好转，虽然只能维持半饥半饱，但已不至于饿死人，再加上外面也没有栖身的环境，很长一段时间内靠小船外出谋生的船民几近绝迹，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催生了新一代的船民。重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不再被捆绑在分得的几亩土地上，他们中有的人置大船，搞运输，率先成了村里的“万元户”，后来经营得好的那些人又将水泥船换成了更大吨位的铁驳船。如今，他们一条船的载重量就超过了过去国营运输公司的一个拖队！在那些特别讲究的船上，宽敞的房舱里同样有空调、彩电，与他们的父辈曾经生活过的那种小木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好吧，本文的目的只是想述说一些船民的“旧事”，“新事”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有目共睹。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