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阿克苏过年
1960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最难熬的一年，那年年底，19岁的我从甘肃被调到新疆阿克苏，还在那里过了一个旧历新年。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一转眼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岁月的长河湮没了许多如烟往事，但在阿克苏过的那个春节却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年，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上正热火朝天建设着的的酒泉钢铁公司，因为甘肃严重缺粮，突然接到了中央“下马”指令。为了保住这支队伍，以待粮食形势好转后重新上马，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决定将数万名职工向全国各地疏散，帮助疏散地建设那些尚未“下马”在建项目。并且明确只要疏散地安排口粮计划，人员工资仍由冶金部发放。
我们这支小股“部队”目的地是南疆阿克苏，那里正准备筹建一个大型棉纺厂。我们1000多人风餐露宿乘坐一长溜解放牌卡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才赶到那里（那时兰新铁路才铺通到一个叫柳园的小站，大部分路途靠汔车运输），一到那儿，就听说那个棉纺厂也接到了“下马”的指令，原因与甘肃一样，地方上严重缺粮，养活不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不过，这么多人好不容易过来了，时间又到了岁末，一时也没法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而且也不知道哪儿要我们，只能先住下来。有关部门要求当地政府临时给我们安排最低口粮标准，随便找点活儿让我们先干着。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滞留了三个多月。
地方上安排的口粮计划每人每月只有24斤，没一点副食品计划，也买不到一点蔬菜，市面上只有食盐不上计划。我们就像行军打仗似的，就地搭棚子办食堂。食堂里只有两口大铁锅，一口锅烙饼，一口锅烧水。每人每天就只能吃到用八两面粉烙成的两块饼。每天吃两顿，每顿供应一块饼和一小勺子开水。那一块用四两面粉烙成的大饼，因为又没法进行发酵，感觉个头并不大，好像一个人需要三四块才能吃得饱。由于燃料紧张，开水供应也是有计划的，每人发红、绿两块水牌子，早上打水时用红牌，晚上打水时再用绿牌换回红牌，第二天早上再用红牌换绿牌，如此循环往复，绝对公平合理，任何人都没机会多喝一口。喝的水是从几百米开外的一条大河里挑来的，那条河在地图上就叫阿克苏河，据说其源头在100多公里外的苏联境内（苏联解体后，那边的国家叫吉尔吉斯斯坦），河面虽不算宽，但水流还挺急，夹带着泥沙，像是黄河里的水。我们吃饭时，都是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享受着那块十分珍贵的烙饼，一边用饼蘸一点掺了盐末的辣椒面，一边喝点儿像马尿似的“黄河水”。
安排我们做的工作是挑河。那条新开的河是个半拉子工程，已经挑了一半，民工全撤走了。我们用的工具全是当地发的，两个人抬一副柳条编成的筐，有专人装筐。谈不上有什么工效，干多干少没人管，当地没人过来，我们自己的带队干部也和我们一样，肚子饿得哇哇叫，哪有心思去抓工效？顶多是在工地上转一圈做做样子就回宿舍了。我们住的宿舍原是一家砖瓦厂的大厂房，室内空间特别大，一根根立柱支撑着硕大的屋顶，地上铺着一层稻草就是我们睡的地铺（这里与家乡江苏处于同一纬度，听说也种植水稻）。我们都将自己带去的行李卷儿摊在稻草上，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两个那样大的厂房，竟然装下了这支1000多人的逃荒大队，只是可怜了我们那几位随队领导，也不得不与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那年农历闰六月，过春节时已是2月中旬。腊月廿九的那天下午，当地有关部门也给我们分配了一批春节特供副食品，我们找不到车往回运，只好派了几十个工人步行去市里背菜。记得我也被派去了，回来的路上我背了三十多斤大白菜，因为有十多里路，那天又特别暖和，背得浑身是汗。好在可以边走边吃生白菜，感觉到既充饥又解渴，舒服极了。真想不到那玩意儿还能当水果吃。背菜的人大都是背什么就吃什么，有时也互相进行品种调剂，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背的是洋葱，他跟我要了半棵大白菜同时给了我两个洋葱，虽然平时连切洋葱时都会辣得眼泪直流，但生吃起来倒也不觉得有多辣。不过，我这辈子也就吃了那么一次生洋葱。
大年三十的那顿年夜饭吃得特别早，其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天，为了那一顿丰美的大餐，大家都有点儿急不可耐了。主食还是那吃惯了的一张饼，另外每人分到了一小勺子土豆炖牛肉和两份分量极少的炒菜，确切地说仍然是吃了个半饱。开饭时，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把手还碰到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一个工人看到了炊事员给他打的牛肉土豆分量有我们的两倍多，就不客气地夺下了他的饭盒，放在食堂门前“展览”。那位领导原是酒钢水泥厂厂长，这回算是虎落平阳了，后来他气得连晚饭也一点儿没吃。年初一的那天，上午的那顿饭仍与上一天晚上差不多一样“丰盛”，晚饭就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了。
接下来又放了好几天的假，当地政府也并不需要我们干多少活，只是希望这些瘟神早点离开，好减轻一些地方上缺粮的压力。白天，偌大的宿舍里空空荡荡的，大家都像饿狼似的到处游荡。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大都不够用，因为买一公斤地方粮票就得十多元。阿克苏街上有一家卖烤馕的店铺，老远就能闻到从那里飘散出来的诱人的香味，虽然一块馕只有几分钱，但因为要收100克粮票，多数人只能在门口闻闻香味，咽几口口水。馕是维吾尔族人的主食，有点像家乡的那种大圆烧饼，中间较单薄，周边有一道凸起的环，味道与烧饼差不多，也是用发过酵的面粉烤制的，记得好像是比烧饼少了一层芝麻。馕的烤制过程很特别，炉子是在地上挖的一个瓮形的圆洞，洞底燃着树柴火，贴饼子的人跪在地面上，样子很滑稽。那个馕店后来几乎耗尽了我们这些人的全部工资，有的人还将随身带过去的一些值钱的家当都卖掉填了肚子，听说有一位随队的领导将一块英纳格手表只卖了一百多元钱，买了十多公斤粮票，我也用一件只穿过两次的新卡其布中山装跟当地人换了两公斤粮票。那时候，口袋里揣着两公斤粮票，好像比现在信用卡里存了上万元钱更觉得富有。
过了春节，就听到消息说，要将我们这一批人转移到北疆石河子去，有关部门正在落实转移的车队。后来因为车队迟迟落实不下来，我们在那里又“待命”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阿克苏河边上杨树已露出了新绿，桃花也正含苞欲放，春姑娘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南疆大地。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天山北面，那里的早春还常常大雪纷飞。
这么多年过去了，听说阿克苏早就升格为地区级市，旁边的那个叫温宿的小镇也升格为县城。真想在有生之年再能有一次故地重游，只怕是因为年岁渐长，关山远隔，这种奢望很难实现。
二，在石河子过年
上世纪60年代初，那年二十岁的我，还在新疆石河子过了一个春节。那是我在新疆过的第二个春节。
石河子当时是北疆的一座刚建设起来的新城，说是新“城”，在当时还只能算是个轮廓，城区的面积很大，马路也很宽，路边都栽着一排排的树，房子全是漂亮的砖瓦水泥结构，全然没有大西北常见的泥路、土屋和黄沙漫漫。城区显得很松散，一个大手笔的城市规划正在按部就班地实施中。这里是汉族人的天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老乡”，当地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反倒成了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在新疆只要是汉族人都互称“老乡”，就像在国外凡是华人都视为老乡一样）。听说，这里很早以前只有几十户人家，当地的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古时候是迪化（今乌鲁木齐）通往伊宁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这里水源充足，天山上的雪水是这里天然的固体水库，有大片的宜耕荒地。解放后新疆的部队就地转为农垦部队，这里就成了新疆建设兵团第八师的驻地，（简称农八师）。原来的战士现在都已经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过来的人），现在农八师的地盘包括石河子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有好几个大型农场和工厂。
那年春天，刚从南疆阿克苏转移过来时，我与十几个原酒钢水泥厂的技术工人被分到一家水泥厂，干起了我们的老本行（从事机械运转与维修）。与南疆相比，这里的经济条件要好得多，工资中的地区津贴也高些，特别是粮食形势比那里要宽松得多，我们每月能吃到四十斤计划，而且大都吃的是白面。食堂里也正常有点土豆白菜之类的副食品供应。可惜好景不长，当年秋后我们这十几个人又被调离了那家深山中的水泥厂，与酒钢“援疆”的大部队汇合，参加一个大型水库的建设。这个水库面积很大，听说已经开挖了好几年，它的土方工程已经到了扫尾阶段，水库的围坝也快要达到设计高度，可以这样说，这个水库的最后一批土是我们这些酒钢人推拉上去的。前些日子在网上搜索到石河子卡子湾水库，从图片中看到了水库的水面上碧波荡漾，大坝上杨柳依依，据说那里已经成了石河子的一处重要旅游景点。这里的伙食比水泥厂明显差了许多，主食绝大多数是高粱米和玉米面，一天三餐不是高粱米饭就是玉米窝头，副食也只有每餐一小勺子炒白菜。虽然粮食定量每月还是四十斤，但因为是干的重活，饥饿几乎是时时刻刻地伴随着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阿克苏。后来，伙食越来越差，白菜都是冻烂了的，难得见到土豆。
转眼间又到了1962年的春节，这可是我在新疆过的第二个年，对于过年，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能过上几天吃饱饭的日子，幸好，农八师这次倒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大年三十的晚上，每个人发了三个“一”，即一斤白面，一斤羊肉馅，一斤猪肉馅，让我们把这些材料领到宿舍里自己包饺子吃。
除夕的晚上和年初一的早上食堂不开伙。我是和浙江的小余和甘肃的小郑一同搭的伙，小郑有一个小木箱子，我们就在箱盖上铺上一张白纸，用瓶子在上面撖饺皮子。小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包饺子的行家内手，小余和我都没包过，那是我第一次包饺子，感觉也并不难。宿舍里有两个烤火炉子，饺子包好后便轮流着在上面煮。煮饺子用的水也是食堂门口冰堆上的冰块，煮饺子的锅大多数都是用的面盆子。那时我们用的面盆都是兼做洗脚盆的，不过此时人们都对美食充满了渴望，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那个除夕夜我们三个人还就着饺子喝掉一斤白酒，那种酒是当地农场用高粱壳子酿造的，价钱不贵，也不要计划。第二天傍晚又吃到了一顿米饭，还有好几个炒菜，虽然那天食堂只供应了那一顿中饭兼晚饭，但因为有上一天的三个“一”支持撑着，肚子里觉得还特别舒服。算来我已经在大西北过了四个春节，这次是最丰盛的。第二天，食堂的饭菜就又恢复了常态，每餐仍是四两高粱米饭一小勺子烂白菜。
记得在过年的前两天，我和同宿舍的五六个人没上工地，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跟车为食堂拉煤拉冰、打扫卫生。拉冰是是一项又苦又累的活儿，工地周边没有水源，用水全靠远处的一条冰河，我们必须先用大铁锤和撬棍等专用工具将冰层敲开，再一块块地搬上卡车。运回来后还要将其码放整齐。那个冰堆就等于是食堂里的水缸，我们宿舍里的用水也全靠那个冰堆。那时年轻，有时干得口渴难耐，就大嚼碎冰，格崩格崩的声音就像是小时候吃的炒蚕豆。打扫卫生是没多少事可做的，倒也不是本来就很“卫生”了，而是太不卫生，且没法打扫。
我们睡的工棚是一间很大的半埋在地下的“土窝子”，那种“房子”是大西北常见的工棚，就是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坑上面盖着人字形的屋顶，坑底的中间再挖一条米把宽的通道，其深度相当于床铺的高度，通道两边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两排统铺，一间土窝棚里睡三十多个人，一个冬天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没法换洗，平时又都干的是出力流汗的重活，宿舍里的卫生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想象得到，那里根本就没法打扫，干脆就不去动它，听之任之。
工地离石河子市区有几十里路，春节放假期间我们没地方去，只能天天在周边闲逛，去得最多的是二十三团的团部所在地。二十三团在卡子湾水库北边三、四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新筑成的笔直的公路通向那里，路的两边裁着树，想必现在已经成了游人如织的林阴大道。那里也是农八师的一个农场，农场里的工人却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在那里曾遇到一个江苏东台的人，他可是正规的政府移民，他们那批来的人都是清一色的一对小夫妻带一个孩子。他们在那里虽然每人每月只有35元工资，但粮食不算紧张，自己能开荒种点土豆，据说在大型机械收割过的玉米地里，一天能拾到十几斤玉米。
每次去二十三团都是与小余同行，小余常在路上和我谈起他的家世，他的家乡是在风景如画的浙江千岛湖边，他父亲是个老中医，他们弟兄四人分别取名福、禄、诗、书，他是老四叫必书。他的母亲是二房，三个哥哥都不是母亲生的，他的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与他母亲的年纪差不多，有一次他还让我看过大哥写给他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记得有一句“弟之母，吾之母也”，意思是叫他别挂念家中的母亲，他们会像对自己的生母一样地照顾她的。他的父亲早已不在。小余比我大两岁，他在家里上过初中，我们都喜欢在晚上看点书，因为整个宿舍里只有一张马灯，我们就想办法做了一个小油灯，那个灯是用缝纫机加注润滑油的小壶做的，点灯用的柴油是小郑想办法搞来的，工程上发电用的柴油成桶的存放在露天里，他用一根线把小油壶从油桶的小口中吊下去，等油灌满了再提上来，一壶油充其量也不过一两多，灯光如豆，也能混几个晚上。
二十三团有个不大的商店，有时能碰到有吃的东西卖，虽不要计划，但价格极贵，有一种用贻糖拌花生米做成的花生糖，每斤售价五元，那时那种东西特别稀罕，只要碰上了，都要买一点解解馋。卡子湾水库的南面全是山，水泥厂就在那山里面，这个水库的水源就是靠的那里的融雪。水库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工程量是相当大的，它是在山脚下三面围坝圈成的人工湖。这里的山与甘肃戈壁滩上的光秃秃荒山迥然不同，即使是在冬天，只要不是刚刚下过大雪，也还能看到一些绿色的植被。大山深处还有原始森林，不时有装着树木的卡车从山中驶出，在山脚下也经常看到穿着羊皮大衣的哈萨克人策马扬鞭。
还记得年初三的那天下午，听说在东面不远的一个农场的商店可以买到棉花胎且不需要棉絮票，我就想去买一条，那个农场比二十三团稍远一些，我去的时候是一个人从小路上斜插过去的，走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商店确是卖过棉花胎，就是春节前已经全部卖完了，当时还有一条没人要的残次品，棉花已经突突拉拉地从网纱中冒出来。考虑到在别的地方根本买不到，而且又不贵，是平价，就把那条次品买了下来。在回去的路上，阴沉的天空就开始飘起雪花，后来，雪越下越大，变成了一场从未见过的暴雪，走到中途时，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如果是晴天，是应该看到了我们的工棚的，但是大雪已经掩盖了任何地面上的标志，更何况工棚露出地面的屋顶又不是太高。幸好我还能模糊地看到水库南面山的轮廓，否则的话，就可能迷失方向葬身雪原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那年春节过后没多久，我就成了“大跃进”后第一批回乡“大办农业”的下放工人，后来也一直不曾有机会再去过新疆。虽然时光缓缓地流淌了五十多个春秋，但当年在新疆过年的那些人和事还历历在目，宛如昨天。
